一、关于“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在中国的出现，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西方文化流派、学说、思潮海潮般涌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契合。在批判传统文化劣根性的过程中，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思考和努力建立一种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而现代新儒学，是在“西化狂飙吹散中土自家无尽宝藏的时代里，直接反求本心，立定方向，以孤往的大勇，终身在学问思索中冥会见体”（杜维明《孤往探索宇宙的真实——〈尊闻录〉序》），以坚实的学问根基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创立的既继承、又有别于传统儒学的儒学新流派。这个文化派别的早期代表人物为梁启超、杜亚泉；四五十年代、张君劢、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该派重镇崛起；从七十年代至今，代表人物则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现代新儒学的文化主张是什么？我们先来看梁启超早年的见解。梁启超认为：“第一步，要人人存在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要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它的好处。”（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这段话，表述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必须尊重爱护本国文化，既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全面肯定，更反对“全盘西化”；二是在捍卫、阐发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同时，也要求吸取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三是要求建立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新的文化系统，不仅在中国，在华人世界，而且要向“全人类”扩充，使全人类得到新儒学的益处。梁启超这段话，实际上成为现代新儒学的纲领，为数十年间现代新儒学学者所实践。 现代新儒学发展到目前，其成就可以说是巨大的，他们对儒家文化传统及其流变的分析更为精深细密，提出了获得学界公认的“儒家发展三期说”，尤其对其中第二期宋明新儒学，剖析更全面、中肯、充分肯定了宋明理学继承、复苏、光大先秦原始儒学的精华——道德主体性，而且，这种价值正在地处“儒学文化圈”内的东亚、南亚若干国家和地区六十年代以后“经济起飞”的文化背景上现实地显现出来。这些认识和作用无疑有益于目前中华民族的文化反思。 构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文化系统，确是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承认现代新儒学的若干研究成果是有助于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但是，也必须看到，“新儒学”构建新文化的立足点和若干观点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值得商榷的。人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一种新的文化的产生，它不排斥接受传统文化有益的成份，但新文化毕竟是实践的产物，它赖以形成的立足点，只能是社会实践。尽管社会实践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现代新儒学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是将传统文化加以扬弃、补充和修正，尽量寻找适合于新文化的因素，形成系统的文化，然后灌输给社会。其建立新文化的起点或立足点是传统文化，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此外，现代新儒学的一些代表性的观点也大可商榷。如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所说：“儒学这个学问，从古到今，发展了几千年，它代表一个‘常道’——恒常不变的道理。”（聂锦芳《儒学热：一种新的文化误区》载《山西发展导报》1995年8月19日）其他现代新儒学的代表性观点和结论尚有：传统的孔孟之学，在“中国在物质上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之后，将“在使人们愉快而和谐地生活一个既有高度物质文明又有现实精神安息所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现代新儒学主张，“应该看到后现代化”，“注意高度现代化的欧美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困扰。”他们呼吁“应该站在广阔辽远的历史视野上，站在中国民族真正跨入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文明与全世界文化的交溶汇合的前景上，“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振兴新儒学的研究（王东成《时代变动与现代意识》载《华人世界》改版第二期）。现代新儒学的以上观点及新儒学学者对新儒学作用的无限夸大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论儒学是否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也不论儒学在中国后现代化社会中究竟起多大作用，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儒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因循保守的意识形态，被它统治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打击下溃不成军，就证明了它的落后性。这种无限夸大儒学作用的主张，在目前来说也是极不利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改造，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 现代新儒学的要害在于：“想用一种农业社会的精神文化来统摄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想用缺乏近代意义民主观念的学说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想用‘重道轻器’的轻视科学、贱视商业行为的思想体系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同上，聂锦芳文）而这种“好心”确实是不现实的，当然也不会被现代中国社会接受。 二、关于我国“‘五四’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传统” “五四”以来，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传统，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文化的起点是陈独秀等人在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数十年间，中国志士仁人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行总结之后，得出的“民主”与“科学”的结论。实质上“民主与科学是中国近代文化的核心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张岱年《中国文化传统对话》第158页），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逻辑起点。从此，中国文化发生了根本转变，其标志就是把“科学”作为“决疑”的依据和标准。正是在这一标准的指导下，先进的中国人才在众多的“主义”、“思想”、“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才会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核心”（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第1125页）。但又不是原文照搬马克思的本本与条条，而是依据中国实际加以创造性的改造、创新与发挥。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集中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的科学性，不仅在于它引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它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井冈山道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等，这些重要的、对中华民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更在于它的前瞻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在新民主义革命的土壤上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必然具有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论述，至今仍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说宏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首先就要宏扬“五四”以来新文化新传统中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份，特别要注意宏扬毛泽东思想，因为它们比古代文化传统，于现在更为切近，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