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体用不二”

      摘要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曾存在两种差别甚巨的文化结合模式即中体西用与体用不二。“中体西用”是第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法，但它不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唯一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之方法模式，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符合中国国情的进步思想”；“体用不二”承继了“中体西用”的合理内容，它是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历史而产生的优于“中体西用”的文化结合模式。

      关键词 文化结合模式 比较 中体西用 体用不二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近代中国人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应战态度。从文化角度看，亦即提出了处理中西文化冲突的方法模式。但至今为止，学术界所认同的只是一种模式，即“中体西用”，并因此形成了两种值得商榷的观点：“中体西用”是贯穿中国近代史的唯一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法模式；“中体西用”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进步思想。我们认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除了“中体西用”文化结合模式之外，还出现了另一种几乎是伴随“中体西用”而成长的文化结合模式，即“体用不二”。下面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一、“中体西用”论的产生及其局限性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近代中国人才深刻领悟到原来被自己称做“蛮夷”的蓝眼睛对手，并不那么简单，倘若不认真制定对策，上至皇亲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大至民族小至个人，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魏源较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但什么是西方的“长技”？或者说究竟学习西方的什么呢？这一课题的迫切性、复杂性困扰着19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知识人。在纷纷扬扬的争论中，学习内容逐渐明朗起来，并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即以西方的枪炮、器械、技术为学习内容。其代表性理论成果就是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那个著名论断——“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中道西器”或“中体西用”文化结合模式的雏型，后来广为接受，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为什么当时选择这样一种模式？这应理解为19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综合状况的产物，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考虑：第一，反对学习任何内容的顽固派存在。顽固派认为非但西方文化中的“道”不值得学习，就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大显神威的“器”也无学习的必要，因为他们认定国家存在与发展靠的是形而上之“道”，而非形而下之“器”，就形而上之“道”言，中国已有最好的。所谓“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第二，洋务派、早期改良派比顽固派更具世界眼光，他们对顽固派僵化的观念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要免遭侵略，保持王朝稳定，促进社会进步，就应采取一切有效手段，所谓“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基于这样一种精神，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又慑于顽固派（因为顽固派大多是大权在握者）的压力，只能选择顽固派心理所能承受的方面，即“器、用”之类。正如李鸿章所言“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榛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有自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疾，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①]第三，无论是洋务派官僚还是早期改良派士大夫，都是儒学传统培育出来的，他们的行为、言论乃至价值观都离不开儒家思想传统，因而情感上很难与儒家思想决裂；另方面他们在社会中一般也拥有一定的地位与利益，这种地位与利益是靠封建专制制度维持的，而封建专制制度又为儒家纲常名教所论证，因而他们在理智上也是很难放弃传统道德政教的，学习西方文化也就只能从“器”下手了。第四，从认识水平方面看，洋务派、早期改良派不懂英文，更没有深入到西方社会去体验它们的文化，因而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尤其是对西方文化本身结构的认识，只能是肤浅的；也就是说，洋务派、早期改良派提出“中体西用”文化结合模式的认识基础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再者，中西方文化实质性交流刚刚开始，这客观上造成了洋务派、早期改良派理解中西方文化关系的原始性和简单性。

      时至19世纪90年代，向西方学习依然是中西文化交往的主流，但情况有所变化，并非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仍是“中体西用”论的延续与发展，而是在学习过程中对“中体西用”文化结合模式的积极反省。首先，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一般被理解为“中体西用”理论的实践，实践失败，人们自然会从指导思想上寻找原因。比如直接来自军事方面的批评——“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②]这个条陈委婉地批评了“中体”限制“西用”的学习模式。其次，这个时期学习西方文化有了一定的经验，对中西文化的特性也有了较深的认识。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是谭嗣同在1895年七八月间写的《报贝元征书》中所表述的观点——“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丽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丽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后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边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且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彼外洋莫不有之。”[③]在这里，谭嗣同用古典哲学概念表述了他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近代认识。第一，“器”是体，“道”为用，“道”在“器”中，故学“器”应该学“道”；第二，“器”在先，“道”在后，“道”“器”无相离，故变“器”必然变“道”；第三，人之社会离不开“器”，故亦离不开“道”，因此，“道”并非中国圣人所独有，西方诸国也有其“道”，故学习西方的“器”，自然也要学习西方的“道”。可见，谭嗣同不仅摆正了“道”“器”关系，逻辑地得出了“道”“器”学习不可分离的结论，而且明确地指出了学习西方文化中“道”的必要性。并由此在观念上构成了对“中道西器”、“中体西用”文化结合模式的否定。

      二、“体用不二”论的形成及其特征

      尽管“中体西用”模式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暴露它的局限性，尽管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方面出现了更高水平的见解，这个时候却出现了张之洞的《劝学篇》。此书的宗旨是什么呢？赵炳麟说：“之洞曾荐梁启超，惧为时议非刺受祸，遂著劝学内外篇，外篇言采西学，内篇宗经典，以抵康梁。”从内容上看，“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④]张之洞自然显得较开明，但“经义”仍然是万万碰不得的，这与“中体西用”、“中道西器”文化结合模式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因而本质地看，张之洞90年代再倡“中体西用”论与维新派的改革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并且也落后于当时在中西文化结合方面的先进认识水平。这样，“中体西用”文化结合模式此时已成为西学运动深化的障碍，并且因为张之洞的身分，“中体西用”竟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成为“举国至言”，其影响非常之大。如果不及时进行分析，正人视听，并从理论上论证“中体西用”论的主要局限，学习西方文化运动将难以深化。“体用不二”文化结合模式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为了更完整地把握“体用不二”中西文化结合模式主要精神，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中体西用”论的主要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