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河南西南部的南阳在汉代文化灿烂，独具特色：思想文化活跃，兼容并包；科学和艺术先进；民风淳朴，赴仁蹈义，勇于进取；人才辈出，著述丰厚；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究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南阳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交通发达；社会政治地位优越，历任郡守励精图治，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社会经济繁荣；传统文化渊远流长，源泉丰富，荟萃四方。 关键词 南阳 汉代 文化 特色 成因 汉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座巍峨的山峰，而河南南阳汉代文化更是光彩夺目。无论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思维科学（哲学）方面，都在我国古代史上留下了重笔浓彩，奇文华章。张衡的科学文化成就举世称誉，以医圣张仲景为代表的中华医学文化至今闪耀着无与伦比的光彩，足智多谋的军事家诸葛亮已成为人类智慧的化身。南阳汉代的遗迹遗物丰盛，多达50余处，画像石、画像砖、陶狗被誉为“南阳三绝”，官吏、公卿、学者、士人之众、著述之多均在汉代诸郡国的前列。1984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城市名人雕塑时，国内共有129人，其中南阳汉代就有张衡、张仲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3人。1989年，国家有关科研部门对全国各城市历代人才产出情况经过多年的定量定级分析研究之后排列名次时，南阳市（作为地级市）人才数量占据第18位，其中大部分人出现在汉代。据李泉先生研究，东汉六百石以上官吏有籍贯可考者1077人，南阳籍官吏为122人，占东汉官吏总数的11.7%，若包括附传在内，所占比例将更大些，无疑居全国之首。[①]据卢云先生研究《后汉书》诸传所载士人共990人，而南阳占57位。《汉书》列传士人510名，南阳士人8名。西汉五经博士共96人，而南阳无一人，东汉五经博士共74人，南阳5人。私人教授，西汉197人，南阳1人，东汉共213人，南阳占11人。东汉三公158人，南阳占21人，九卿144人，南阳占22人。西汉出书282种，南阳占2部，东汉出书508种，南阳占47部。西汉南阳文化在全国居于中上等水平，而东汉文化居诸郡国前列。[②]据笔者对《汉书》诸传纪和《百官公卿表》统计，南阳籍官吏18人，大多任职九卿。对《后汉书》诸传纪统计，东汉南阳籍官吏达195人，任职三公的27人，任职九卿的38人，南阳人被封侯王的120人。南阳共出学术著作60部，私人教授15人，博士5人。这在全国各郡国居于领先地位，反映了南阳汉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本文试图探讨一下南阳汉代文化的特色及形成原因，以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一、南阳汉文化的特色 南阳汉文化在当时诸郡国居于领先地位，显示出明显的先进性、丰富性等地方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文化活跃 南阳交通便利，四方文化荟萃，诸家思想云集，异常活跃。西汉南阳产生了不少的法学之士，精通法学思想，著名的有直不疑、杜周、杜延年、张释之、宁成等人，多任职廷尉、御史大夫等司法之官，以尚严刑酷法闻名于世。杜周还著有《杜周律章句》一书行世。到两汉之际，南阳出现了一批精通儒学之士，刘秀官僚集团中，刘縯、刘秀、刘嘉、刘隆、邓禹、朱佑、卓茂、张堪、阴识等人都游学京师，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刘秀爱好经术，重视儒学，搜访儒雅，白天日理万机，“夜讲经听诵”，治国以“柔道”，即用儒家思想治国，他是中国古代受过大学教育的皇帝。贾复自幼雅好坟典，“少好学，习尚书”，带头弃武修文“剽甲兵，郭儒学”[③]。邓禹13岁即能背诵诗经，精通儒典，令13子各守一艺。南阳人研究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并且著书立说。著名的有：刘睦广结名儒，撰《春秋旨意终始论》；洼丹世传孟氏易，作《易通论》；谢该精通《左氏春秋》，撰《谢氏释》（《左氏释》）；樊英“习《京氏易》，兼明五经”[④]，撰《易章句》、《石壁文》3卷；张衡通《五经》，贯《六艺》，撰《周官训诂》；延笃少在颍川唐溪典门下受《左氏传》，“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⑤]，撰《春秋左氏传》注；樊儵跟随侍中丁恭学习《公羊严氏春秋》，撰《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刘珍和刘騊駼等人“校定东观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⑥]；宋均喜欢经书，精通《诗》《礼》，撰《孝经皇义》。宋忠撰《周易注》10卷，刘辅撰《沛王五经通论》，刘苍著《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等著作，还有张衡著《南阳文学儒林赞》，都反映出南阳儒学的兴盛，其特点是学习《易》经和《左传》的士人居多，也反映出了汉代习《易》之风。由于汉武帝时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是把方士之学杂揉起来的，故儒学本身也多兼方术之学。南阳方士文化也比较发达，有些还是门徒众多的著名经师，或世代相传的儒学世家。方士文化依附于儒学，特别依附于《易经》的方术，如《易》占等，这也是汉代易学发达的原因，一般士人都要精通“术数”之学，即以各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据《后汉书》卷59《张衡传》载，张衡即以善“术学”被安帝征拜为郎的，他“善机巧，尤至思于天文、阴阳历算”，是东汉中世“阴阳之宗”。南阳著名的政治家张衡、左雄、樊准、朱穆等人指陈朝政得失时都是依据阴阳符瑞灾变之理论，把天与人联系起来，说明他们都精通阴阳占卜等术数之学的，所以才能据天像推测社会人事吉凶。张衡对术数之学有精通的研究，曾撰有《太玄经注》、《玄图》等著作。南阳出土的汉画中有大量的天文画像就反映出南阳这种阴阳占卜、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等术学思想的盛行。南阳汉代谶纬之学也广为流传，谶纬之学是以预言与应验为特征并依附于经学的神学混合体。光武帝刘秀笃信图谶，以图谶起兵，以图谶称帝，以图谶用人。南阳富商李守、李通父子也喜图谶，李守常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李通对此念念不忘，后竭力辅佐刘秀统一天下。[⑦]南阳人蔡少云“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南阳人邓晨很信这一谶言，也忠心追随光武帝刘秀左右。[⑧]新莽末年，刘龚在南阳阴县起兵，友人苏竟给他信中劝道：“君处阴中，土多贤士，若以须臾之间，研考异同，揆之图书，侧之人事，则得失利害，可陈于目。”这段话也典型地反映出南阳阴县多士人、善图谶的状况。东汉诸帝也重视图谶神学。据《后汉书》所载谶纬家58例，而南阳占6人。最著名的当数安顺时期的樊英，他精通《京氏易》，善河洛七纬，“以图谶教授”，“受业者四方而至”，顺帝曾待以师傅之礼。[⑧]并且儒学谶纬化，用谶纬解释儒家经典，制订礼仪制度，樊儵定郊祀礼，以谶记正五经异说[⑨]。治经明谶代表了东汉的学术文化水平，著名经学大师贾逵、马融、郑玄等也引谶纬注经典。南阳学者也颇多谶纬之书的著述，宋衷著有《太玄经注》9卷、《法言注》13卷、《乐纬注》、《春秋纬注》、《孝经纬注》。宋均撰有《尚书纬考灵曜》、《易纬通卦验》、《易纬传》、《书纬注》、《礼纬注》、《乐纬注》、《春秋纬注》、《论语谶注》等。南阳黄老道家神仙学说也大量传播，东汉黄老学者从散见的记载来看，以任隗、樊瑞、樊融为代表，皆好黄老之言，清静寡欲。东汉末年太平道教也在南阳广为传播，南阳黄巾军势力很大，曾攻进南阳宛城。南阳人张津为安州刺史，常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终被南夷所杀。南阳人阴长生还著有《金丹诀注》1卷、《修真君五精论》、《修湟经》1卷、《注全碧五相类参同契》3卷、《阴长生书》9篇，都是讲道教炼丹成仙之术。南阳出土的大量仙人乘鹿、鹿车画像、虎车画像、龙画像、羽人画像、飞廉画像，各种异兽组成的升仙画像，都反映出神仙道教思想的盛行情况。同时，南阳也出现了一些反对谶纬迷信的有识之士，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尹敏和张衡。他们认为谶纬虚枉，非圣人之作，是“虚伪之徒”“要世取资”而为，要求一禁绝之。尽管他们是用星占灾异说反对谶纬迷信的，但这种敢于破除迷信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