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从产生以后，就时刻面临着两大类关系要处理。一类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古人称之为“天人”关系。人类起源依托于自然界，并成为自然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处理好和自然界的各种关系，才能生存和发展。一类是人类内部的关系，即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人类只有处理好自己内部的各种关系，才不至于因无谓的纷争而自取灭亡，才能凝聚起巨大的合力来支配自然界。 人类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全部活动，都是围绕处理这两种关系而进行的，这是人类永远不能完结的两个主题。因此，整个人类文明无非是两大部分：人类不断征服、改造自然的成果和人类不断调整内部关系，改造自我的成果。人类的全部知识也都是围绕着处理这两类关系的活动而积累的，发展至今，形成两大部类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活动最初为本能的，原始的衣、食、住、行和躲避自然灾害行为，如采摘野果、围猎、筑巢、目测天气等。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展和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的活动逐渐形成农业、畜牧业、制造加工、养殖、航海、天文气象、地理、开采、冶炼、医疗、建筑等大类，形成农学、工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建筑学、医学等。 人类处理内部关系的基本活动形式有社会组织（如部落、国家、社团、政党）和管理、婚姻、家庭、教育、商业贸易、军事等。人类在这类实践活动中积累创造了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军事学等门类的知识。计算和语言是适应上述两类实践活动需要而生发的媒介活动。因此，数学和语言文字学是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服务的工具。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并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起指导作用。因此，它归根到底也是为人类的两大类实践活动服务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人类处理两类关系活动的最高表现。宗教既处理人类内部关系，也处理人与神的关系。艺术为陶冶愉悦人的性情而产生，体育为强壮人的身体而产生。怡情养性不外乎善与人处和健康长寿两个目的，健康长寿实际是为人类提高在自然界中生存质量。强壮身体则可为有利于对抗天（生产斗争），也可为对抗人（军事和武斗）。 整个人类活动不外乎处理这两类关系，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群活动皆然。至于每个个人，他毕生的事业无论如何逃不脱要为人类的这两个终极目的或其中之一服务，或直接、或间接；或单一、或综合；或劳力、或劳心。 毫无疑问，处理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实践（包括升华出的科学实验）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从总体上看，以获取生活物质资料、创造物质文明为目的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活动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更具有决定意义，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第一主题。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生产劳动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活动。 人类的群体社会特点，使得人际交往活动成为人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复杂、最高级、最多彩、最具变化性的部分，所以，处理内部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须臾不可忽视的重要主题。虽然总体上看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主题，但也不能排除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在人类社会的某些部分（国家、地区、群体等），处理人类内部关系也可能成为首要问题，对于其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在这些特定的时期的这些人群中，处理人类内部关系的活动（如战争、政治等）成为主体活动。 人类的这两种实践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对于人类社会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生产实践活动取得了成绩，“衣食足而知礼仪”，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稳定。而人际关系和谐，可以生发出成倍于个体之和的力量，“人心齐，泰山移”，又有利于人类战胜自然。 反之亦然，基本的生存条件不足，“饥寒起盗心”；人际关系不顺，“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些就是人类社会在处理这两类关系中的败笔。 人类繁衍发展的自然规律会使整个人类在不断处理这两种关系的实践活动中进行合理的部署，但这一全人类的规律并不保证每个种族、每个地区的人群都能作出这种合理的“兵力”部署。部署不合理，衰败乃至亡国绝种就是不可免的。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在古代中华民族达到的实践和理论高度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所认可，所叹服。越王剑两千多年寒光不减，至今也不失其世界市场的极品地位。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甲骨卜辞、《诗经》、《山海经》、《天文星占》、《扁鹊难经》、《黄帝内经》、《神农》等等，足证当时中华民族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实践活动中的成就辉煌。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战国后期的《墨子》，墨家对光学、力学、数学等作了科学研究，其中包括针孔成像、影子生成，平面、凸面、凹面镜成像，杠杆、浮力、点、线、面、极限以及时空观等。墨家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诸子百家中，“儒墨并称显学”。后来墨家地位的滑落，正是中华文明偏离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正常轨道的结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在处理人类生活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的“兵力”投入上就不是根据整个社会的发展需要，而是根据社会中少数人——统治者的需要，或者说，根据国家的需要来考虑。为了建立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地位，以人伦道德为根本内容的儒家学说便被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所推崇、所利用，并改造发挥成他们治国安邦的强大精神武器。其他学说，如能为儒家人际学说作一点补充、印证或调剂（如释家、道家等），则也相应得到一点附庸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