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巫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底层，不但以其原生或次生形态存在于中国少数民族中，而且以其各种升华、变态形式保留在汉文化中，对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吸取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关键词：巫文化 中国社会 影响 一 研究中国文化，一般比较重视文化表层，对诸子百家、儒道释三家及文学、艺术、科技、政治较感兴趣，但是往往忽略了中国文化底层的巫文化。其实，巫文化不但以其原生或次生形态大量存在于许多少数民族中，而且以其各种升华、变态形式保留在汉文化中，广泛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及文化活动，涉及的领域很广。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就起源于巫术，被视为经典的《周易》就是一部卜筮之书，古代神话传说的总汇《山海经》取材于巫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根底”的道教与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代的封禅坛祀是巫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延伸，星、历、史、卜、医都是由巫文化中分离出来，民间习俗、禁忌乃至命相、卜封、看风水也莫不与巫文化有关。由此看来，中国文化的源头，当从巫文化始。 巫文化乃是原始、蒙昧的思想文化，它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是人类最初认识自然和社会所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技能的复合体，它以混沌的形式把宗教、哲学、天象、物候、医药、文学、艺术杂揉在一起，成为当时唯一可靠的社会控制手段。因为这种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主要靠巫师，而巫师使用的手段是巫术，所以把它称为“巫文化”。巫有男有女，《国语·楚语》说：“在女为巫，在男曰觋。”女巫在前，说明女巫先于男巫，这是因为在母系时代就有巫了。巫文化的功用，无非是预卜吉凶、驱逐邪恶，治病施药，消灾弭祸，祈祷祝福。由于人们不带偏见地看待世界，自然萌发许多朴素的真理，但因受当时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又有许多观念是歪曲、虚幻和谎诞的。在这里，正确与错误并存，科学与迷信共生。实验经验的积累后来便成为科学的契机，心灵的各种感受诱发出文学艺术的灵感，而那些不可理解又无可奈何的现象，使假定有鬼神作祟，这个巨大的空位便只好靠幻想来填充，于是产生了与鬼神沟通的巫师和用以驾驭恶魔的巫术，并对万事万物的“精灵”顶礼膜拜，因此而有原始的宗教。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其“初民社会”都产生大致相同的巫文化，然而，在往后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充分发展，有的日渐衰退，有的则以蜕变的形式寄生在较高层次的社会里。巫文化盛行于社会发展缓慢的民族中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发展程度较高的汉文化中长期保存却有些费解。事情正是这样，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巫文化并没有淡化、消蚀，而是经过移花接木，被消化、吸收，转化为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原因很复杂，但最根本的是作为封建社会基础的小农经济长期延续，与之相适应的宗法组织根深蒂固，而耸立其上的封建专制制度日益加强，统治者加以利用，而民间又深信不疑，因而在新的土壤上蔓延滋生，出现许多变态。 巫文化浸透了中国古代政治，这在殷商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天命玄乌，降而生商”的说法就是一大标记。那是一个巫术统治的世界，风云变幻、年景丰歉、战争胜负、治乱兴衰，乃至修筑城垣、任免官吏，都要以占卜的结果而定，非卜不动，非卜不言，国家大事概凭卜噬决断。在人们的观念中，主宰一切的“上帝”是“天”的化身，而王是遵照“天意”来统治人间，任何人不能违反“天意”。巫在当时是一种重要政治势力，以巫、祝、宗、卜、史分管各项政务，构成一个庞大的“巫政合一”的官僚机构。 西周仍承袭“天命”思想，认为周取代商是天的旨意，《尚书·多士》说：“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周王自称“天子”，从此把王统与“天”联系起来。但鉴于殷商灭亡的教训，人们开始感到“天意靡常”，认为既要“顺乎天”又要“应乎人”，于是产生“敬天保民”思想，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把“天意”与“民心”视为一体。到了春秋战国，群雄并起，诸侯争霸，遂形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观念。墨子虽然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但却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宣扬“天志”和“明鬼”，把“兼相爱，交相利”熔入“天意”之中，把“尚贤”说成是“天鬼百姓之利”。孟子的“仁政”同样没有跳出“天命”的圈子，终究是“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一套。 “国之大事，祀与戎”，这是巫文化渗透政活的又一表现，把祭祀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自殷周以来，把王室先祖与“上帝”和“天”联系起来，祭天和祭宗庙便至关重要，为了“社稷”安稳，得上天保祐，托祖宗之福，祭祀自然是“国之大事”。所谓“社稷”，就是指土地神和谷神，祭社稷无非是指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巩固封建国家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意在祭天。按“五德始终”的观点，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故“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称民为“黔首”，以示“水德”胜过“火德”。又“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登泰山，“立石封祠祀”。更信方土之言，遣徐市等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药”。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封禅祭祀，祭天地、祭社稷、祭宗庙、祭先农、祭龙王以祈雨都是“国家大典”。明清两代大兴坛祀，在北京设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并著令天下府州县祭祀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城隍，有司必须每年按时祭其坛庙，于是全国各地皆建社稷坛、风雨坛、山川坛、先农坛、厉坛和城隍庙，作法事成了官方行为。清朝建立后，把萨满祭祀搬进宫廷，在坤宁宫中建祭神殿，每年春秋二季“跳神”，作为国家重要典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