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是包括器物层面、制度规范层面、思想文化层面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全方位的变革。社会转型的精神动力是文化转型，新型知识价值观的确立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知识价值观，对推动社会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了专门的调查分析，以期对人们有所启示。 与传统相比，当代的知识价值观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处理日常人际关系的道德、做人方面的知识尤为重视，对于向自然、物理进行求索的实际的、科学的知识较为忽视。《论语》记载，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种菜的知识，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和菜农。樊迟走后，孔子很不屑地说：“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孔子在这里强调仁政是一个社会的核心，这和他把仁爱作为做人的根本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孔子的这一思想倾向被后来的儒学继承者大大地发扬了。从总体上看，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重道轻器的特征：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忽视对客体的探求与改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已从上述传统中彻底走出来了。他们对知识，特别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普遍。改革开放使人们认识到了知识的可贵，加强了危机意识。睁开眼睛看世界，再不允许观望、徘徊，为了中华崛起，为了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拥有知识。这种重视知识的价值取向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较为稳定的倾向。 通过1995年广州达门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市场调查部在京、沪、穗、深四大城市所做的关于价值观的抽样调查，可以认为知识在中国民众、尤其是在大城市居民中的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调查是在京、沪、穗、深四市的城区进行的，在每个城市中，采用分层多级不等概率（PPS法）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三十个居委会，在抽中的居委会中，按等距抽样的原则抽取二十个居民户。样本量为每个城市600户，四个城市总计为2400户，调查对象为抽中户中所有12岁以上的居民，共调查了6408人。 一、总的说来，知识、学问及其从业者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占优势地位。 为了解四城市居民对知识的重视程度，达门公司列出了十三种知识含量不同的职业，分别是：教师、医生、军人、工人、农民、服务业人员、演员、科学家、厂长（经理）、律师、政府官员、外资企业雇员、私人企业老板。让被调查者对这十三种职业按社会地位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对排序的得分计算均值，为方便起见，把均值换算成百分制，得分越高表示地位越高，得分越低表示地位越低。同时，列出了决定社会地位的几种因素，让被调查者选择。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分析，四城市居民对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的地位高低排序或者说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因素的认同有如下结果： （一）职业高低排序（按均值大小）为： 1.科学家（77.15） 2.政府官员（75.85） 3.教师（67.15） 4.医生（66.77） 5.律师（63.77） 6.厂长（62.31） 7.军人（57.00） 8.私人企业老板（48.23） 9.演员（47.15） 10.外资企业雇员（38.85） 11.工人（36.62） 12.服务业人员（29.54） 13.农民（29.15） （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因素（按选择频率排序） 1.能力 44.9% 2.权利 38.4% 3.学问 34.7% 4.金钱 29.7% 5.人际关系 19.5% 6.背景（后台） 17.0% 7.名声 8.1% 8.家庭 6.4% 9.美貌 2.9% 10.其他因素 1.3% 可以认为，排序占前六位的职业多数与知识阶层是同义语：科学家、医生、教师、律师。在“您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问题的答案上与此相一致，在选择频率较高的前五位因素中“能力”、“学问”占了两个。这说明多数人对知识的重视程度很高。相对而言，“权利”、“金钱”、“人际关系”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较低。这体现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成熟心态。他们看到，没有知识、没有能力不会有好的职业，也不会获得好的社会地位。（参见许玉乾编著《仰望天堂——第三次校园经商潮透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163—164页），“没有知识和学问，在未来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未来对人才的挑战十分严峻，是绝对需要知识的。”（陈章良，同上，第116页）之所以公众对知识及与知识相关的素质、职业的评价较高，多是基于上述思想基础。这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 但同时也可以推断，权利、金钱、人际关系等因素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评价。这和我国仍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转型期，一些本不应起到作用的因素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重要地位、起主要作用有关。例如，有权可以有钱、有地位、有好的工作，有钱可以买权、买荣誉、买地位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反映到人们的观念上就有上述把权利等看得与知识差不多重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消弱。”“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44页）马克思恩格斯这两段话是批判唯心主义理论而谈的，它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于对于价值观念中的一些不正确、不符合现代化需要的错误价值取向的态度。不依赖权威和包括金钱成分在内的地位的先赋性而靠自身的努力获得社会地位，自致角色的成分增多，这是斯宾塞、涂尔干等早期社会学思想家早已强调过的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发达国家已成为没有异议的观念。而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人们心目中，权利、金钱、人际关系等先赋性因素仍在左右着人们的职业、地位的获得，在价值观念上有不少人还把这些看得很重，这些因素在某些人心目中还占据着较高的位置。这和我国长期以来官本位的传统和现实生活中这些因素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有很大联系，可以说，这类价值取向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因此简单地批判这种追求，希望用崇高的追求、对知识价值的绝对追求取而代之，在现阶段还是有一定困难的。铲除现实中权利至上、以权代法、以权谋私、以钱买权等不正常现象，使权利与金钱作崇的现象受到明显的抑制，是最为根本的。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大学生择业问题。有些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未必能找到好工作，相反有些有后台、有权势的学生在校不用功却照样能找到好工作。校园里一直有这样的叹息：“什么择优录取，公平竞争？还不是家长、关系、后门、权利、金钱的竞争！？”。有人曾把社会中主要职业分别由黄、红、黑三色标定。黄道：金钱的象征，以经商聚敛财富为主要特征。红道：权利的象征，维持社会秩序，从事政治活动。黑道：知识与智慧的象征，倾向于用智慧来解决问题或维持生存。就现状而言，红道仍是某些人崇尚的价值定位。有句民谣讲：官不在大，有权则灵。人们多数看中的是权利可以给人们带来实惠的方面。因此要还权利的本来意义，把它同公正、效益等联系起来，而不是与个人私利联系起来。这就需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进一步端正党风，使社会生活的运作尽快转到依靠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杜绝钱、权通“神”的不良风气。只有如此，才能坚定公众对知识信念，而不再对权利、地位等因素左顾右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