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具有一种强制性的同化作用。这就像一场游戏，每一个入局者都必须服从统一的规则，否则玩不下去。于是，所谓“西方话语霸权”现象就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为最先参加“游戏”的西方人是“规则”的制定者。我们现在讨论的“大众文化”问题也是一个证明。 似乎人们都不得不同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大众文化”就是西方学者所界定的那种文化现象，即由文化制作商通过工业方式生产和传媒推销的潮流文化，或者说，以市场为依托，通过现代商品形式生产和流通的消费文化。之所以被冠上“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名称，是因为它已经取代“精英文化”而成为文化的主流，而作出这种推断的根据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现阶段，“社会主要财富正在向大众转移”，“有足够消费能力的”“中层阶级”和“工人阶级”（低层管理人员、操作工、办事员等）已占社会成员的60%，加上占14%的“上层阶级”和占1%的资本家阶级，组成了占人口75%以上的“大众”。就是这个“大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要求构建了以商品和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现象。 由于这种“大众文化”的受体并不是那些属于“下层阶级”的劳苦大众，因而它和民间文化（传统意义的“大众”中的原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最多只是将民间文化的某些具有商业意义的要素加以改造利用（这就是那些混合着民间风格的非驴非马的文化产品的根）。同时，它又具有明显的反精英文化的特点，因为通俗性是它存在的重要前提，而这个前提却正是一贯地被精英们视为仇雔。据说，在中国，“大众文化”“自九三年以降”的“迅速扩张和繁荣”，使它已经“取代了原有的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成了不断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主要承载者”。 上述归纳所表述的内容也许都是正确的。世界上的情况我们不甚了了，就以中国而言，这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的“大举入侵和深刻影响”，确实使每个身历其境的人都难以“继续保持可敬的缄默”。但我以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表象的是否存在，而在于它和我们的社会机制（阶级结构、文化传统、发展水平，还有“主旋律”等等）是否配套，也就是说它是否真正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至少已有六七十年之久了。30年代中期的“两个口号之争”是文学史上一桩颇为显眼的公案。随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大旗一举，“大众哲学”、“大众音乐”、“大众电影”等竞相登场，极一时之盛。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本特点是为大众能够并且乐于接受。当然，特定的历史条件还为它规定了特殊的政治属性。在一个发展落后、“下层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文化的运作主要是精英们的事。即使是大众文化，那也不过是社会精英与大众相联系相结合的一种手段，文化的大众化是为精英们改造社会的总目标服务的。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基本上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并不包含许多主动参与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大众在文化素养有所提高的基础上逐渐具备了参与文化活动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要求。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群众文化一词应运而生。从“大众”到“群众”，一个字的差异似乎就在于反映这种参与性的区别。“群众”不再是单纯的文化受体了，他们在文化活动中开始具有了主体性——虽然有很大的程度差别，但至少是一种普遍而良好的愿望，所以具有政府职能性质的群众文化艺术馆至今不是还风雨飘摇地维持着么？从字面上说，“群众文化”本来和所谓mass culture更相符合，但也许是因为考虑到“群众”在现代汉语中被赋予的特殊政治意义，精英们才又启用了“大众”一词。然而，无论“群众”或者“大众”，除了参与性有所区别，两者在强调通俗性这一点上还是十分一致的，实质上都是popular culture（通俗文化，当然也可译为民间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popular culture从来没有占据过主流地位，即使在翻天覆地的革命取得成功以后，也不例外。但是，它和占主流地位的精英文化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从一个侧面看，精英文化不断地运用各方面的优势对通俗文化进行改造，从大众中原生的文化的诸多形式次第走过从时尚化到精品化的道路，当某种形式的这一过程完成以后，它便成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这点从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可以得到最清楚的印证。最早，《诗经》和《楚辞》的相当大一部分便是文化精英对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加工和汇编的产物。此后，魏晋四言诗向五言的过渡，隋唐五言向七言的发展，五代前后长短句的兴起，元明间曲创作的繁荣，都表现了俗文化接受精英们的影响走向精品化的规律。从另一侧面看，精英文化始终对通俗文化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鄙夷甚至抵制的态度。每当精英们尝试着推广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品味的时候，只要这种观念和品位的表现一旦成为时尚，精英们往往就开始疏远它、摒弃它。精英文化崇尚高雅，而一种已经成为时尚的东西还有什么高雅可言？它只能是低俗的，精英们却总是、也必须是以脱俗为己任。南唐的韩熙载位列公卿却精于服饰设计，他创制过一种轻便美观的帽子，很快便在升州（金陵）坊肆间流行，名为“韩君轻格”，但韩熙载本人再也不戴这种帽子。精英们的创意被不断地时尚化、世俗化，他们自己就只有不辞疲倦地标新立异。大概由于这个原因，韩熙载后来竟然选择了如下的公众形象：蓬首垢面，穿一身叫化服装，叫人们用破箩筐抬着，到秦楼楚馆，瓦肆勾栏之地去唱“莲花落”。 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这种历史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社会风尚的演变总是由精英们引导着。除了在末世和乱世，动乱危及甚至摧毁了精英们生存活动的社会基础，但那时，文化同时就沉沦、退化乃至濒于灭绝。而一旦历史走出了发展曲线的谷底，新的文化精英又会应运而生，他们以各种形式的活动来开启民智，改良民俗，淳化民风。人类的全部历史基本上表现为上述这样一个过程的循环，这正是黑格尔所称的那种“螺旋复归运动”——从垂直意义上看，循环在原处进行；而从水平意义上看，事物却已经发展前进了。尽管纵观人类历史，这种发展进步和人类物质运转的条件变化相比可谓微乎其微。 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自然总是被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所决定和影响着的，当文化产品可以通过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时候，当传媒手段变得无孔不入覆盖社会生活一切角落的时候，当人口的构成已经由中产——白领阶层占据多数地位的时候，今日的通俗文化（即“大众文化”），终于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无视精英们的各种抵制和鄙夷，占据了主流的地位，这大概也是精英们无可奈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