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经济建设与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建设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本文从构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角度，谈一下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一定的文化也要深刻地影响它所赖以形成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因此，正确地处理好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前提。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所规定的历史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中国当代文化的立足点，要转移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在当代中国，不发展市场经济，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充分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就难以普遍地“脱贫”致富，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就难以提高，愚昧、迷信、落后的状况就无法彻底改变，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就不可能充分体现出来。可以说，中国整个社会生活进步的杠杆，就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市场经济发展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观念更新才能真正找到支点和依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是去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更不要说发展市场经济），而是狠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结果中国的经济一度走上了崩溃的边缘，文化领域也是一片衰微的景象。痛定思痛，我们越发感到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绝对制约性，任何超越这种经济制约的意图，必然导致文化建设上的失败。

      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规律也昭示我们：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背景。改革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协同进行，才能卓有成效。如果把改革当成单纯的经济活动，而缺乏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的“配套”，就会使经济改革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前我们就须到思想文化领域中去寻求推动经济改革继续前进的动力，以期改革深入、持久、全面地展开。

      经济领域的变革需要以文化领域的变革为先导，而文化领域的变革又必须以一定经济发展为基础。这正是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辩证法。

      二、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民族区域产生、演变的，因此任何一种文化都既有其时代性，又有其民族性。认清这一点，许多文化现象中的纠葛可以得到解决。

      从时代性来说，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奴隶制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出现过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工商文化，等等。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虽然各有特色，但总可以根据其时代性而划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特点。例如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耕时代所形成的勤劳、朴实、节俭、中庸调和、安土重迁、重德轻知、重农轻商、散漫、迟缓、不求精确以及竞争意识薄弱等品性和观念，就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是农业文化的积淀物。处于欧洲中世纪农耕时代的各民族，往往也具有同样的品性和观念。但是随着文化的推演，在近代现代工业文明的熏陶下，无论中西欧亚，这些传统的习性和观念或迟或速都会发生变化。

      文化除了时代性以外，还有民族性。仅以中西文化的民族差异而言，就很说明问题：“在西洋，文学上有荷马、但丁、歌德的史诗；艺术上有米开朗琪罗的大壁画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哲学的著作，自柏拉图至康德、黑格尔，都着重体系的完整与分析的细密。把这些放在一起，我们就感到一种共同的风格；庄严而伟大，却不免气势逼人。”“中国的如《诗经》、《九歌》和陶渊明的诗篇，如唐宋以来的山水画和今日民间流行的山歌，又如孔孟老庄以至王阳明的哲学著作，缺乏体系的形式，也不讲求分析，然而片言只语，那么富于暗示力。我们也极易感到有一种共同的风格：高明而自然，在中国人看来，又是极亲切的。”（冯契《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时代性与民族性乃是任何一种文化无不具备、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属性。没有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时代精神便无从体现；没有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民族精神便无从反映。正因为文化的民族性寓有时代的内涵，文化才可以今胜于古，不断进步；正因为文化的时代性寓有民族的内涵，文化才可以在不同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借鉴。

      三、文化的自我延续和自我更新

      文化的自我延续是文化生命保持自我同一性的需要，它是相对稳定的经济、政治生活在文化形态方面的表现。文化的自我更新是文化生命嬗递的需要，它是必然变迁的经济、政治生活在文化形态方面的反映。而经济政治生活之绝对变动性与相对稳定性的统一，就决定了文化形态自我延续与自我更新的统一。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富于魅力并引起世界的赞叹，不仅在于它历史悠久、绵长古老，更在于它能够在内忧外患之中表现出顽强的再生能力。中国文化史上有许多这方面的范例：哲学上依次出现了先秦诸子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文学上依次出现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序列如此一脉相承、连续完整，而又嬗变更新、形态各异，表现了中华文化生命自我延续与自我更新的高度统一。

      当然，上面所说的中华文化的延续与更新，基本上是在封建时代，植根于农业——宗法社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发生的。到了近百年，情况要复杂得多。古老的中国从传统的文化中继承下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等，与植根于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西方近代、现代文化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情况表明，自然经济、农业宗法社会中积淀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自我更新、再造人文的历史使命。这里仍然有一个处理好文化延续与文化更新的辩证关系的问题。一方面，文化转型要同经济、政治变迁相适应，以求整体效应；另一方面又要做到古今贯通、新旧渗透，既不使文化传统嘎然中断，失去应有的同一性，又不唯古是从、墨守成规，维持僵死不变的同一性，而是古今、新旧辩证综合，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