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建，说到底都是民族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五四时期经历了以摧毁作为民族文化主流的儒家为前提的文化重建过程，这在世界文化史中是极为特殊的。五四文化先驱们不自觉地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激烈地批判了儒家传统，但没有阻止儒家传统以深层文化结构参与现代文化的重建过程。由于五四文化重建主体处于西方文化与民族传统的两难境地，使得文化重建的正负价值都很显明。 关键词 儒家传统 西方文化 文化重建 文化资源 精神背景 使命意识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是在外源动力的推动下起步和进展的，因而有人把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过程，干脆视为是对西方近代以来新的生活方式的被动认同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所从事的却是一种文化上的主动选择和重构。不论把这一过程看成是外来文化对民族传统的改造，还是民族传统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受容，它的目标都是民族文化现代重建，它的本质与可能性都是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化。因此，充分认识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与五四文化重建之间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仅就五四文化革命与儒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五四知识精英们对儒家的激进的、历史化的批判。儒家在五四这个受西学强烈冲击而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挨一顿“棍棒”，大概是它的定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虽强调对传统加以“损益”，使之继往开来，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①]也为其身体力行。儒家的哲学本质一开始就带有保守主义倾向（这并非是守旧主义，它是维持传统的连续性的一种出新思想）。因而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的社会和文化改革时期，儒家常常受到激烈的打击和批判。秦统一后为避免“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②]局面的出现，为争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出现了禁毁《诗》《书》百家语事件，无疑这是儒家遭受到的历史上第一次严重打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使社会出现了“六经为污秽”、“仁义为臭腐”[③]等对儒家的偏执看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批判儒家传统的思潮。五四时期是又一个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重要时代，儒家的命运也合于历史的惯例承受了再次摧毁性的批判。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民族的屈辱，优秀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都带着振兴民族，强化民族肌体的现实焦灼。因而他们从事的一切文化活动总是与这种历史化的焦灼相关联。五四以前的中国近代史，主要有三件醒目的大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五四文化精英的眼里，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所做的都是借西方的文化来修复和强化儒学传统及其政治背景的努力，但留给现实的是一个梦想的破灭。辛亥革命虽以摧枯拉朽的暴力方式推翻了封建王朝，但这场革命还是毁于具有惰性的文化传统。面对着历史与现实，五四文化先驱们“总觉得中国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作工夫”，这让人很害怕，“很替中华民国担忧”[④]。五四启蒙运动和“倒孔”浪潮，就是知识精英们的这些认识和心态的外在表现。 我们虽不能从《新青年》上看到五四新文化重建的全部图景，但却可以认为它是五四新文化重建的核心阵地。易白沙在《新青年》发表文章，集中评价孔学优劣得失以前，《新青年》发表的理论文章（包括译文）不到30篇，其中纯粹介绍西方文化和用西方思想理论来说明中国问题的就有20多篇。从这些文章看，《新青年》同仁的初衷是想通过引入西方文化，来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然而五四知识精英们的这种还有几分平心静气的思考和文化行为，在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定孔教为国教、称帝等令国人不解的现实冲击下，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是失望和愤激。 大概谁都会这样想：承认“二十一条”是卖国，称帝是历史的倒退和时代的反动，被定为国之一尊的孔教是卖国和“倒退”的价值支柱和精神背景。这对于要重建时代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们，首选的进攻目标自然会是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孔教。五四大规模的倒孔浪潮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滚滚而起。 《新青年》第1卷第2号和第5号连载一篇易白沙的《述墨》，它在《新青年》西学氛围中略显个别。易氏与其他《新青年》同仁的文章不同，他力图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启发国人、实现救亡的思想文化资源，认为“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欲救国于危亡，“非举全国之人，尽读墨经。”[⑤]不仅如此，他张扬墨学的同时贬抑了儒释道三家。沿此轨迹，易白沙紧接着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子平议》。文章认为儒家“当春秋季世，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中国古今学术之概括，有儒者之学，九家之学，域外之学。”“三者混成，是为国学。”这表明易氏承认儒家是为显学，但否定儒家的“独尊”地位。同时他又将孔子之学与汉武帝以来的官方儒学加以区分，认为前者自有可贵之处，后者的悖谬，一方面来自于学说本身的缺陷，即所谓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另一方面是被历史和现实中的独夫民贼所利用，因此他认为汉以后的儒学是董仲舒之流“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其悖于名实，摧沮学术之进化”。“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背孔子之精神。”从易氏的文章看，他一是把儒学作为各种传统思想之一种，反对独尊；二是以分析、继承、扬弃的态度对待传统儒学，把儒学作为重建现代文化的资源之一。很显然，易氏的主张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因而一些人认为五四“倒孔浪潮”是从易氏的《孔子平议》肇始，或许该说是一种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