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艾田蒲是法国极负盛名的比较文化学者，对中国文化浸淫颇深。本文通过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著作的考察，简介了他对包括鲁迅、《金瓶梅》、印刷术、文献古籍及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独到而精深的研究，阐释了他的有机文学和总体文学观，令人惊叹又发人深省。 艾田蒲（René Etiemble，1909— 又译艾琼伯、艾金伯勒。自取华名为艾田蒲）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知名作家和当代西方最杰出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者，当他在巴黎师范大学读哲学时，便迷恋上孔子、庄子、老子还有荀子，并开始学习中文。他后来回忆说：“使我受益的中国哲学家如孔子、庄子，绝不在蒙田之下。荀子可以与奥古斯丁、孔德媲美，王充胜过黑格尔”。从此，他便与中国及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踏上了与中国人民友善的漫漫征途。 1934年，曾和马尔罗、瓦扬·古久列等人组织“中国之友协会”（Comité des Amis de La Chine又译“中国人民友协”），先发行《巴黎—北京》（Paris—Pékin），后改发行《中国》（La Chine）。同年3月，以让·鲁维尔纳的化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生活》，对红军表示支持。 1956年，出任巴黎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研究院院长，组织了亚非欧研究中心，介绍中国等东方国家文学，推动法国中学设立汉语课，促使法译中国文学书籍出版。 1957年，率领法中友协代表团访华，首次踏上中国本土，和中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1958年，在美国召开国际比较文学第二届会议时，当局拒签入境证，他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一直忠于毛泽东思想！” 70年代，他主持编译的《东方知识丛书》，汇集了阿拉伯、孟加拉、古埃及、菲律宾、越南、日本、中国等国家的作品，在现有六十种出版物中，就有《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等十七种中国作品。此外他还著有《耶酥会在中国》、《东游记》（或称《新孙行者》）。 1976年，出版《我的毛泽东思想40年（1934—1974）》，这是他终生热爱中国的写照。 1985年8月24日中午，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一届的年会（巴黎索邦大学）上作《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1980—1985》大会发言，总体评价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态势，并介绍了《文贝》、《中国比较文学》、《国外文学》以及台湾的《淡红评论》，评价了包括钱钟书、季羡林等人的文章（著作），甚至还涉及到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茅盾等作家的评述，并祝愿在法国和在中国的中国新比较文学万古长青！ 1988、1989年，他在巴黎出版了两卷集比较文化巨著《中国之欧洲》，1992年这部“研究中国对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之欧洲的影响”的巨著由笔者和许均译出〔（1）〕，这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位西方友人及其学术思想。 1990年3月，艾田蒲欣然接受中法比较文学研究会之聘，担任该会名誉会长。同年5月22日又来函表示他为此“十分激动”，重申从事中法文化交流是他毕生“竭力坚持的一条重要生活道路”。〔（2）〕诚如斯言，自30年代和戴望舒交往向法国人译介茅盾、丁玲、张天翼、施蜇存诸人的小说，共同编写了《公社》杂志起，艾田蒲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与日惧增，愈老愈烈。从孔子、老子、庄子、荀子，到唐代诗人宋代词人，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戴望舒到中国当代作家、诗人、画家、学者，艾田蒲始终以谦谨的态度对待，以科学、理性与友善的态度对待。他曾经比较过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比较过苏格拉底与孔子。他曾说过：“如果诺贝尔文学奖金还有一点意义的话，为什么以鲁迅、老舍、巴金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从未获奖呢？”当他看到雷蒙·格诺等法国作家编篡的《世界名作家辞典》中有茅盾、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等人的名字时，他掩饰不住激动之情说：“这书有助于了解中国，真令人喜出望外！” 鲁迅，做为近现代中国进步文学的杰出代表，其鲜明的卓异之处就是他终生都保留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这并不排除鲁迅对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扬弃，即采取的拿来主义态度。在艾田蒲眼里，鲁迅永远是极力主张向外国文化借鉴、并且懂得“选择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的“伟大先驱者”，或者称鲁迅为“至高无上的可信赖的鲁迅”。艾田蒲特别强调了鲁迅的独立人格，他曾经这样说： 这个鲁迅，我们所有的毛泽东崇拜者都丑化了他的形象，捏造说他是被称为“文化革命”的那次臭名昭著的野蛮行为的捍卫者。在中国那些难以忍受的岁月里，他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他的《摩罗诗力说》在中国“开创了比较文学”。……西蒙·雷对这位世界主义者给予了公正的评价：鲁迅反对法西斯主义者蒋介石，但并未“放弃一丝一毫批评独立性及艺术家的自主权，这使他立刻与‘共产党’特派员发生了争论”。在“狱吏们”（这是他的原话）的包围下，他的伟大首先在他的“坚定的鲜明的立场”和他的“绝对的公正”，……〔（3）〕 上述“独立性”、“自主性”、“坚定的鲜明的立场”、“绝对的公正”都是艺术真理和生活真谛的代名词。针对文革前后、中间对鲁迅的严重曲解，艾田蒲痛心疾首地称之为“不幸”，并且一再认为是所有的毛的崇拜者歪曲了鲁迅思想。因为鲁迅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这位翻译过33部外国作品的译作者，倘若为了‘洁身自好’和本民族文学的荣誉而不肯接受他所研究过的外国作家有益的影响的话，他是写不出他那名作以及《阿Q正传》的故事，名作即指《故事新编》”。〔（4）〕这里，艾田蒲仍然是基于世界一体、可以互相沟通的思想来表述自己的看法的，这其实正是贯穿艾田蒲比较思想的一条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