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变革。在过去两到三年的时间里，先是欧洲以接连不断的“坏消息”长期盘踞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希腊公投拒绝欧盟的纾困计划、西欧各国成为恐怖袭击的多发地、英国“脱欧”公投意外通过、德国在难民问题上失去内部共识、极右翼政党赢得匈牙利大选、修宪失败的意大利面临破产危机。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的莫迪总理在印度拉开了激进式改革的序幕，杜特尔特总统在菲律宾将“以暴抑暴”置于“法治规范”之上。正当人们对这些现象感到惊讶之时，被诸多主流媒体视为“政治丑角”的特朗普意外赢得美国大选，将这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全球大合唱”推向高潮。此次反建制主义在发达国家内部的盛行，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但大致可概括为：对国内和国际秩序不满的民众，利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支持以激进变革为纲领的非主流政治家，以寻求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变革的目标则以“逆全球化”和“反自由宽容”为基本特征。 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意识形态舞台上占据中心地位的自由主义突然遭遇了挫折，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一挫折主要来自自由主义的创造者与长期捍卫者——稳定、富庶的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政治风向急转直下，而观察家、学者和权威人士却没有做好系统性阐释这一变动的准备。面对迫切需要答案的国际社会，专家们急于从自己所了解的局部领域寻找线索：经济复苏乏力、福利体系难以为继、地区一体化推进过快、移民同化问题困难重重、传统政党故步自封、民主制度软弱无能……这些林林总总的答案比问题本身更令人眼花缭乱。换句话说，面对各式各样的反建制运动，人们既知道得太多，又知道得太少。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J.P.Taylor)曾说：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着一个笼统的根源，但与此同时又会有种种特定的原因。①本文旨在为此次反建制运动的突然兴起寻找“笼统的根源”，期望能够避开“还原主义”的陷阱，对上述现象做宏观和结构层面的剖析。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超越单个反建制运动的本土性和特殊性，二是尽可能整合高度碎片化的多重变量，使得探讨“笼统的根源”这一艰巨任务具备基本的可操作性。 本文第一部分讨论深植于现代性内部的道德与伦理困境，以及这种困境与当下各国普遍存在的政治失序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讨论支撑现代性话语的自由主义何以会失败；第三部分具体剖析全球化如何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和外部共识的丧失；第四部分检讨进步主义作为全球化的伦理基础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政治和社会含义不应被反建制主义的保守面孔所遮蔽；最后一部分对反建制主义的成因进行总结，厘清这一全球性运动所蕴含的进步因素和保守因素。 一、现代性的道德困境 20世纪以降的人类政治活动蕴含着截然相反的两股力量：一方面，人类社会固有的多样性积极寻求政治上的表达；另一方面，以普遍人性为着眼点的自由秩序不断向前推进。前一种力量的支持者在道德和政治上强调“群体独特性”(group particulars)②，他们认为“好”是一个相对概念，因此，没有全人类共同接受的“好”或“好的生活”，也不应当追求这种统一性。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语言、传统、宗教、政治信仰和社会习俗，最好以彼此独立的社群作为承载单位，各自寻求发展。③与之相反，普世主义的倡导者认为，在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背后存在着共同的人性基础。如果“好”的相对性是绝对的，那么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以及族群之间的平等相待将变得不可能，而这不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情况。④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分裂反映了现代世界的“道德困难”。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现代社会的阐释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工具理性与实质价值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冲突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⑤尽管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受到工具理性的影响，人类生活的道德和精神层面却不在“理性化”的范围之内。工具手段的不断丰富无法为判断行为目标的价值提供依据，也无法反映目标所承载的社会含义。工具理性关注的是如何完成一件事，而不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现代性将人们从神圣的、宗教性的以及等级压迫的旧世界中解脱出来，但却没有为如何在世俗化的新世界中进行价值判断提供可操作的标准。正因如此，在现代社会中讨论价值问题往往困难重重，严肃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躲避着普适性命题和全称判断，尽可能选择折中主义的道路。例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就特别强调，他所阐释的自由主义并非“全覆盖式”的学说，不是关于价值、伦理和认识论问题的整体性理论。⑥这样一来，对终极价值的定义和追求往往落在野心勃勃的政客、革命主义的思想家、宗教狂热分子以及浪漫诗人的肩上。 西方哲学家试图以不同的方法来克服道德思辨所面对的两难局面。康德哲学认为存在着普世的道德和法律。在康德看来，“善”在任何条件下都表现为本质的“善”。道德的普遍性是可能的，因为在每一个理性行为体心中都对共同道德义务的根本性原则——通常被称为“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存在着固有的认知。⑦韦伯则提出了与康德“世界主义”相反的观点。他对“道德贫瘠”这一根本困境的回应是，必须在非价值的工具理性面前保持对终极价值进行判断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或者以个人为单位，或者以群体——更具体地说是国家——为单位来实现。如此一来，道德不再具有普世性，它成为具备独立意志的道德单位——不论个体还是群体——进行自由考量的对象，而这些道德单位不一定拥有同样的理性和思考方式。沃克尔(R.B.J.Walker)对韦伯关于现代道德问题的分析有相当精彩的总结：世界在伦理层面的非理性被转化成不同价值区间的相互斗争。这些价值区间以国家——它垄断了对权力的合法使用为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不管以哪种情况而论，自主性本身都蕴含着相对性。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