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7)04-0030-(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17.04.004 西拉·本哈比曾把汉娜·阿伦特称为一个不情愿的(reluctant)现代主义者，因为对阿伦特来说，“现代性不是一个严丝合缝的历史发展，而是充满矛盾的过程”，[1](P.xxvi)然而她又不屈不挠地在其自身中寻找解决矛盾的资源和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黑格尔称为一个不情愿的现代主义者。黑格尔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思想家，他既意识到现代性是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成就，同时又看到了其深刻的矛盾、复杂性和不完美。黑格尔的哲学不是现代性的颂歌，而是对它的清醒的批判意识和不屈不挠的改善意志。 然而，在当代学术界，黑格尔哲学的主导形象仍然是一个相信绝对精神可以支配一切的思想家。哈贝马斯等人一方面肯定黑格尔看到了现代性的矛盾，同时又认为他的思辨唯心主义一厢情愿地终结了现代性的矛盾。实际上，黑格尔不仅努力在复杂社会中为“现代人的自由”提供方案，而且明确地提出现代性矛盾具有无法消除的韧性，并提出我们只能以辩证的态度加以反思，以相对和有限的方式加以调节。 黑格尔对待现代性的谨慎态度，对我们思考当下人类处境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乌托邦时代，文明发展到今天，现代性的善恶都已充分暴露，所有的社会制度“济世良方”也被尝试过了，历史已经证明，现代性的矛盾和难题很难有简便易行的解决方案。然而，与此历史教训相矛盾的是，今天突出的思想景观却是各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到处泛滥，现代性中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市场、个人与共同体、普遍性与特殊性、世俗与超越等相互矛盾的因素陷入韦伯所说的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战争，因而堵塞了现代性通过自我批判和理性反思而自我改善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今天恢复黑格尔式的态度可以给我们提供解毒剂。 一、问题的提出 黑格尔的思想在其生前就开始被人质疑。他的政敌弗里斯(J.F.Fries)认为，黑格尔哲学是长在牛粪上的花朵，充满着对普鲁士政权的奴颜婢膝式谄媚。海姆(Rudolf Haym)在其所著的《黑格尔与他的时代》(1857)中也指责黑格尔是一个保守主义思想家。这些批判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人们评价黑格尔哲学的基调。在西方思想史上，叔本华、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尼采、桑塔耶拿、罗素、波普尔等人已从不同的角度对黑格尔做了批评；在20世纪上半叶，他甚至被视为是西方法西斯主义和东方斯大林主义的共同思想来源。幸运的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政治保守性和集权主义性格的片面指责基本上消失了。黑格尔哲学不仅被共同体主义视为精神来源，而且开始被自由主义传统引为同道，被认为足以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传统相媲美，甚至更为合理。洛苏尔多在《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中说：“我们相信，如果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遗产及其思想遗产构成了现代自由的最卓越基础，那么，为了获得对此自由的彻底理解，我们就必须要借助于德国古典哲学，而不是借助与它同时代的自由主义传统。”[2](P395～396)实际上，为黑格尔“正名”的运动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自20世纪初以来，从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马尔库塞、杜娜叶夫卡娅到今天的查尔斯·泰勒、霍耐特、罗伯特·皮平、诺曼·莱文等人，都试图纠正人们对黑格尔的片面理解，恢复黑格尔思想的进步意义和理性潜能。 然而，黑格尔形象的“改写”工程并没有完成。虽然在今天黑格尔已不再想当然地被当作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代名词，但是，他还是会经常被看作一个相信思想应该凌驾于现实的思辨哲学家，以及一个相信一切矛盾都将得到解决、最终和谐是可以实现的形而上学绝对论者。哈贝马斯和当代许多政治哲学家就是这样来理解黑格尔的。在《现代性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一方面肯定黑格尔是第一个提出现代性辩证法的哲学家，另一方面认为现代性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中最终被窒息了。哈贝马斯指出：“黑格尔发现，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黑格尔同时阐明了现代世界的优越性及危机之所在，即这是一个进步和异化精神共存的时代。因此，有关现代的最初探讨，即包含着对现代的批判。”[3](P19～20)但是，在成熟时期的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中，“他的绝对概念克服了所有的绝对化趋势，仅仅把自我关系囊括一切有限的无限进程当作绝对者而保持下来。凭着这个绝对概念，其目的是要把哲学作为一体化的力量，克服由于反思本身所带来的一切实证性——进而克服现代的分裂现象。可惜，黑格尔只是表现上取得成功”。[3](P42)也就是说，黑格尔看到了现代主体自由的内在矛盾和现代社会的内在分化特征，却错误相信现代世界的矛盾和分裂特征可以通过绝对精神的主体加以克服。在哈贝马斯看来，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的至上性以两种方式体现：在知识领域，黑格尔把绝对知识作为凌驾于科学、道德和艺术等各门具体知识之上的最高真理；在社会政治领域，黑格尔把超越家庭和市民社会的伦理国家作为自由理念的最高实现形式。于是，黑格尔在其早期哲学中开启的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空间又被封闭了。由于在黑格尔这里膨胀成绝对精神概念的合理性取消了现代性获得自我意识的前提，“结果，在他之后，只有以更温和的方式把握理性概念的人，才能处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3](P62)今天我们必须对黑格尔的理性概念进行“反升华”，把理性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调，放弃现代性终极和解的幻想，用更谦卑的方式重建现代性与理性之间的联系。 哈贝马斯的观点在当今学界并不孤立，甚至那些力图在当今时代复兴黑格尔思想的哲学家也认为需要对黑格尔体系进行斩头去尾，抛弃其客观唯心主义前提和现实与理想完全和解的幻想，而保留其有益于当代正义理论或理性证明理论的具体内容，就像马克思试图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其唯心主义体系分开一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尝试是霍耐特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再现实化(reactualization)。[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