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它支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经济生活也不例外。本文试就其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加以探讨。 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国经济主体的被动性 国民经济主体应该说是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人类自身生存状况，主要靠人本身。然而，儒家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命”成了人之外而又主宰人的主体。人的经济活动被认为是不屑一顾、不知天命。孔子说：富裕如果是可以追求的，那么为人赶车他也不在乎。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我行我素，任其自然吧。言外之意，富贵在天，并非人为。 儒家这种经济主体天命观，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停滞。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埋没了。到处可以看见的是一种奇怪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国人贫困不堪而内心并不骚动，贫于财富而富于情感，生活清寒却对赚钱之事冷漠。 经济主体天命观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关。中国封建经济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社会里，即使赋役和地租剥削率不变，人们的经济状况由于天时地利的变化也会波动很大。岁美则穰，生活相对宽松；岁凶则恶，生活极端拮据。“靠天吃饭”这种想法就自然形成。此其一。其二，中国封建政治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专制政治，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贫富带有明显的偶然性。一个人勤勤恳恳地从事耕作或工商业，很难成为富翁，相反各种机遇（如政治提拔、商业垄断、科举道路、裙带关系等等）却能让人腰缠万贯、权倾一时。而机遇并不具有规律性，人们觉得好像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玄妙而虚幻的力量在左右这一切，这就是天命。在这种政治体制下，除了皇帝和极少数权贵，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生杀予夺全在统治者，区区贫富算得什么？因此，国民经济天命观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残酷的专制政治合成的产物。 二、“存天理，灭人欲”——中国经济动力的绝弃 禁欲主义几乎是所有宗教所倡导的。儒家文化虽不是一种宗教，但近于宗教，这已是哲学和宗教界所共同承认了的。 佛教、伊斯兰教都提倡禁欲，但这里只用新教的禁欲主义同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进行比较。 新教禁欲并不否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必要性。《圣经》有关经文甚多。如“财富保护富人”，“勤劳致富”，“收获季节大睡特睡的家伙不光彩”，“穷人挣扎生活，富人享受生活”等等。新教的禁欲仅仅表现为对财富的珍重、爱吝和追求，其结果为资本的不断积累。 儒家的禁欲则不同。首先它不鼓励人们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对发财致富欲在舆论上持否定态度；其次儒家的禁欲并不表现为对现有财富的爱惜，结果并不促进资本积累，因为节余下来的财物总会在某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花掉。因此儒家的禁欲，实质上是对经济动力的绝弃。 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因素里，没有比存在于社会成员心中的原始的强烈致富欲更巨大。恩格斯讲过，卑鄙的贪欲是私有制社会的动力，追求个人财富是私有制社会唯一的具有决定性质意义的目标。而儒家文化却要消灭它，岂不是对经济动力的绝弃？ 新教既宣扬为了上帝而节俭，又宣扬为了上帝而致富，把禁欲等同于反消费，如此进行资本积累，扩大社会再生产，促进经济增长都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一点上肯定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源泉的。与此相反，儒家的禁欲却表现为知足知止、安贫乐命，远离经济生活，而不注重为积累而节约。该禁的欲没有禁，不该禁的欲却特别认真。因此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进步。孔子说，放乎而利行，多怨。孔子对于人的利欲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儒家文化指导下的政府对于经济的态度，必然是消极的和压抑的，人们对经济生活缺乏热诚，整个经济气氛沉闷。 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中国经济效益的忽视 儒家文化不注重经济效益，既没有投入产出概念，也没有机会成本概念，纯以道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千百年来，很少有人计算过农业劳动耗费量，怀疑过家庭手工业的合理性，认识到自然经济造成的巨大浪费，研究过经济核算问题，为追求生产力进步、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催促新经济现象诞生的社会土壤十分瘠薄。 然而另一方面，非难功利的说教却不厌其烦，讲得头头是道，义正辞严。它宣称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那些儒化官吏无不讳言财利，从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一心只想如何束缚人们的思想，按照封建道义（亦即所谓“天理”）摆布天下。 我们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思想的毒害。 修铁路、建工厂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以其代替人力畜力运输、家庭手工业本无什么惋惜可言。然而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还为此等问题争论不休呢！反对派指责，这些近代生产力象征严重伤风败俗，破坏风水，有碍男女之大防，使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破产，瓦解自然经济及其相应的质朴生活方式……。他们明知新的生产力那巨大的效益，却因为担心封建道义的破坏而没有坚决反对，以至于花钱买下外国人修的铁路而拆掉，捣毁近代民族实业家惨淡经营的企业……你说，多么荒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