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海外华商精神，自然离不开海外华人文化。“华族后裔无论在海内外，年纪无论大小，多多少少受到儒家思想的薰陶。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流，由身教、言教、口传，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甚至一个不识字的人，也可引用一两句孔子或孟子的话……儒家思想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流传民间，已是华族生活方式的指南。”[①]海外华商以中华传统思想、价值观为修身、立业、处世的准则并受其深刻影响而形成一种商人精神。这种精神的原型是传统的“中国商人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将中华文化与自己所从事的商业实践相结合而获得成就的商人古已有之，被奉为百代“治生之祖”的战国名商白圭，说自己经商“犹如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②]强调经商者智、勇、仁、强缺一不可。此后中国历代商家尤其是明清之际崛起的“晋商”和“徽商”，无不效法古人白圭经商之道并加以发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商人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海外华商精神正是传统的“中国商人精神”在域外的延伸和发展。成功的华商，大都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结合各民族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营养成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商精神，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据有一席之地。 本文欲就几个主要方面对海外华商精神作一粗浅的概述。 一、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义利观”是孔子教导弟子、劝导诸侯的一项教条，是古代中国人“修身”课程的教学大纲。原始意义上的义利观只具有育人和治理国家的意义，被人们推广于治生，遂成为了一种经商伦理。在义和利的矛盾达到根本不可兼得的地步，那就应该无条件的使利服从于义。正是这种经商伦理的最高境界：“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对国家、民族的效忠就体现在有没有成仁取义的凛然气节上面。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己之利甚或生命，这就是传统中国商人的爱国主义表现。春秋时期的郑国商人弦高犒师智退秦军，为历代的中国商人树立了爱国商人的光辉榜样。 海外华商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中国商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但与传统中国商人又有所区别。这表现为海外华商的爱国主义具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母国即中国本土的效忠，其二为对所在国的效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海外华商普遍都存在“双重效忠”的心理，即一方面心系母国和故乡，另一方面又对所在国的国家和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一时期，许多海外华商都怀有“叶落归根”的观念，对母国的爱国情结表现得更为强烈。主要体现在战争时期对母国的支援和对母国教育事业的关心。有人统计，东南亚华侨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捐助的经费达21145839元[③]；在同盟会时期的起义经费“来自南洋地区华人捐助者，在百分五十以上”[④]。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其捐款数额已超过13亿元（国币）以上。“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发行了五亿元救国公债，海外华侨认购一半，最后全部作为捐款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不少海外华商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倾家荡产也要支持母国的革命事业。辛亥革命时期，越南西贡华侨李卓峰为革命捐巨款数万元，为了救济防城、河口、镇南关起义失败后进入海防的战士，“时先生财力亦竭，惟仍设法向银行借款二万济之”。后来孙中山“以先生屡次输将，曾与国债票十万，先生尽付一炬。”[⑤]表示不希望任何报酬。华商肖竹漪，为了支持黄花岗起义，把他的财产全部出售。槟榔屿华商吴世荣等，也因支持革命，以致个人经济事业遭受巨大困难[⑥]。以陈嘉庚为首的东南亚爱国华商在中国大陆捐资办学、支持母国的教育事业的义举，也成为这一时期海外华商对母国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忱的典范。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部分华侨都加入了所在国国籍，其效忠对象也发生了转变，主要表现在参与和支持所在国民族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及服务于本地各族人民和本地社会。 实际上，海外华商对本地的效忠并非始于战后，而是有着极其久远的历史。1767年泰国遭到了缅甸的入侵，首都大城失陷。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华侨领袖郑昭率领以小商贩为主的华侨队伍英勇奋战，将缅甸军队驱出了国境，为泰国人民收复了国土[⑦]。海外华商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效忠精神可歌可泣。只是到了20世纪初，海外华商的这种效忠精神完全被亚洲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所掩盖。直至今天，仍然还有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怀疑甚至否认海外华人的效忠精神。 二战以后，随着众多民族国家的独立，海外华商国籍的改变，华人经济已完全成当地民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响应并配合各国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为发展本地民族经济而尽其所能，是战后华商对所在国效忠的具体表现。1971年，马来西亚华商郭鹤年在前财政部长陈修德的邀请下，出面组建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在总共2000万元资本中，政府占61%，郭鹤年占10%，其它的资金大部分也是由郭鹤年多方筹措而来。郭鹤年这一举措为马来西亚本国航运业的发展及打破远东货运船队专利权的垄断作出了贡献[⑧]。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合作开发的“成长三角”即巴淡岛工业开发区，东南亚华商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71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将廖内省的巴淡岛开辟为工业开发区，但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发展缓慢。1988年，新加坡政府建议，由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廖内省合作，在巴淡岛建立开发区。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华商积极响应号召，联合组成巴淡建设公司，兴建该岛最大的商业中心，投资额为3000万新元[⑨]。1990年初，印尼华商林绍良又商定与新加坡两家公司共同投资兴建面积为500公顷的巴淡工业园区。在该岛东部，台湾和印尼华商也联合兴建光华工业园，占地300公顷。到1991年，在巴淡岛的投资总额已达到54.87亿元，其中政府投资只占20%，绝大多数为东盟各国华商的资本[⑩]。东南亚各国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与华商的效忠精神息息相关。 二、顽强执着的敬业进取精神 《礼记·学记》曾提倡“敬业乐群”的思想，意指专心学业、乐于与他人互帮互学。作为一种商人精神，则指热爱并兢兢业业地从事自己的职业。虽然古代中国曾流行过重农轻商思想，但一些卓有远见的思想家则始终都重视商业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如墨子就十分赞赏商人辗转各地，艰苦、谨慎的经商精神，并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西汉桑弘羊提倡“农商工师各得所欲。”到了明朝，更有张居正主张“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以此来鼓励经商的社会风气。这种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的重商主义思想内容，便是海外华商敬业思想的文化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