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抗战时期的“合作”问题? 抗日战争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整体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到个体的家国与民族情感，都留有那场战争的鲜明印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下每个人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抗战史”。由于个体的生活史千差万别，这种“抗战史”在本质上必然是分化的历史记忆。而战争的各种纪念场所与仪式、学校的历史教育、历史学家的著作、大众传媒的再现、世代间口传的经历与传奇等等，都深深地塑造着我们每个人对于那场战争的记忆。因此，这个属于每个人的“抗战史”同时又与“集体记忆”密不可分，并最终与我们的“中华民族”认同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建构我们历史记忆的要素中，历史学家的著作通常会得到特别的关注。一方面，作为共同体生活的组织者，现代国家需要一套自洽的自我叙事；历史学家的著作，为这种历史叙事提供了基本的材料。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叙事被认为是承担着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著作还有一种超然的面孔，通常被视为更客观，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问题也正出现在这里：现实生活的考量与追求真理的意志，如何能和谐地统一于我们的历史叙述当中?在这个难题面前，某种具有客观性、反思性的自我意识一再被唤起。 时至今日，我们阅读抗战史方面的著作时，心灵仍难免遭受冲击，这正反映了问题的所在及其困难——我们求真求理之路布满了荆棘。这也正是笔者阅读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一书时的感受。和平年代读者感受到的这种心灵冲击，自然与书中不得不提及并描述的侵略者“毫无理由”的破坏与屠杀有关，①与当时即便是伪维新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的“华中浩劫”这一集体记忆有关。②当然，这种冲击更与作者贯穿全书的叙事框架及伦理问题、即沦陷区相关人物的抉择——诸如决定“抵抗”还是“投敌”——相关。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分享某种可能共有的阅读体验，而是要继续探讨本书提出的问题：作者将欧洲二战史研究中的“合作”(即collaboration，又译为“通敌”等)问题带入中国的抗战史研究，这种作法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二战史中“合作”问题得到注目，源于1970年代法国历史学者对维希政府的研究。在新的视角的观察下，历史学家发现当时大多数的法国人非但未积极抵抗德国侵略者，实际上很多人还积极支持了占领军屠杀犹太人的行为。显然，这种类型的历史叙述迅速瓦解了战后法国人信仰的“抵抗主义”这种不能改变的“忠诚价值”。③对于当时的法国而言，这种关于“合作”的研究是一种修正主义的历史叙事，它促使人们去反思自己引以为豪的、诸如“民族精神”等民族主义议题。在这些新的历史编纂当中，最初作为“通敌”或“勾结”、即具有贬义的“合作”(collaboration)逐渐丧失了道德意涵，成为历史学家在客观描述并分析沦陷区人们行动模式时的一种中立的概念。 正因为“合作”与道德因素的这种关联与转变，这种历史书写如果不纳入恰当的认知框架，它将导致进一步的论争，而不是简单终结于历史真相的揭示。这正是“合作”研究虽提出但未解决的问题：解构“抵抗”“忠诚”等民族主义历史书写能够为人们的共同生活、为人们的文明生活提供怎样的意义?回到《秩序的沦陷》一书，作者通过客观描述沦陷区“头面人物”与“占领政权”的“合作”，试图呈现出那种“被压制的历史记忆”。然而，这种“被压制”的历史并不能如本书作者一样，将其简化为胜利者的民族主义叙事和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严格主义。如果说法国民族主义叙事的解体与现实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相符，因而修正主义历史叙事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那么，类似的历史书写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就作者着力进行的“合作”主题研究而言，《秩序的沦陷》一书所选取的江南五城的事例可能并不令人满意。我们从中看到的与其说是“合作”，毋宁说是日本的“宣抚班”如何笼络一些地方人物(通常是某种“能人”)恢复战后秩序、重建基层政权的过程。由于这些案例的视角总体上偏重于日本占领军(除宣抚班外，还有军部、驻沪领事馆等)，“合作”中双方的互动未得到平衡的深度的展现。 这么说并非是要指出本书因史料残缺等原因必然造成的不足。事实上，作者自身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第一章中不吝篇幅地去论述“当代的中国人无法了解这部分人”“许多中国人也不打算审视他们受难和抵抗的集体记忆之外的东西”等历史认识问题。④无需说，这些表述颇为尖锐，会激发一部分人的反思；不过，在接受占领与“合作”存在的事实这一方面，中国人的心理并非像那般脆弱——在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关于类似的场面并不少见，尽管这些叙述被纳入到了众所周知的“汉奸”研究当中。⑤ 正因这些原因，作者所揭示的江南五城的“合作”史并不令人感到新鲜，更不用说会令人震惊了。同样，作者揭示的沦陷地区的人们在做出是否参与“占领政府”时的“艰难选择”，也不难得到读者的理解。真正值得我们今日读者思考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本书的结尾，作者将这个问题坦率地呈现了出来：“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占领之初，谁能知道‘占领政府’是在日本失败一天后倒台还是四年后崩溃?谁能知道它将被共产党政权所取代?谁能知道地方头面人物与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哪个派别的合作代价更高?”⑥这是作者为超越“民族主义”与“派系斗争”的历史叙述而采纳的“人道主义评判”的最终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