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303(2017)02-0220-07 魏金枝是浙东山区诞生的一个孤独而惨淡的文学精灵。他的人生道路非常曲折，从而形成了质朴、憨实、坚硬、忠信和进取的文化个性。这种精神性格使他在艰难中不妥协、不放弃，而是诚恳做人，踏实做事，艰难行进，不断追求，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坛一个成就较高、影响较广的知名小说家。除《七封书信的自传》《奶妈》《白旗手》《制服》《魏金枝短篇小说集》《魏金枝选集》等小说集之外，他还有不少作品散落于尘封的报刊中。他以深切的人生体验和深沉的主观情感进行艺术表现，不仅在描写老一代中国人的人生方式与文化心理上有卓越的成就[1]，而且在描写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乡村知识分子的孤独处境和悲剧命运上表现非凡，更在描写中国人民投身社会革命时的主体精神与人性魅力上笔力奇异，还在描写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新型的人民形象和新的社会关系上眼光独到，深刻地展现了20世纪前60多年的中国乡村不同历史时期各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利益冲突，反映了乡土中国从封建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揭示了国民心理、性格与精神及其演变轨迹。因此，其小说受到鲁迅好评，“堪与台静农媲美”[1]。本文试图对其小说创作历程、审美特征及其艺术渊源做一些梳理和把握。 一、魏金枝小说的创作历程 魏金枝的乡土小说创作开始于1920年，但集中创作是1924年开始的，至“文革”前结束，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30年和建国17年的文学史，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早期特征，但又显示了自身的独特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它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沉滞的乡土叙事时期 1920-1928年是魏金枝乡土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主要小说有《七封书信的自传》《留下镇上的黄昏》《小狗的问题》《沉郁的乡思》《祭日致辞》《裴君遗函》等。这些小说以越乡叙事为中心，以乡镇小知识分子为视点，开拓了“五四”乡土文学的题材领域，显示了重要的成就。这些小说不仅表现了乡镇小知识分子的清苦生活和悲惨遭遇，而且暴露了封建家族统治者的专制、残忍与野蛮，展示了社会的沉闷、黑暗和丑恶，描绘了乡村沉滞、沉郁、沉寂的死相，表现了浙东底层民众的苦难人生。《七封书信的自传》描写彬哥因为反对族长将小学变私塾而招致命案下狱，最后越狱，走向了武装反抗统治阶级的道路，不仅表现了乡村小学教师彬哥的悲惨人生，也批判了以族长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垂死性和残暴性，深刻地反映了浙东山区守旧、落后、专制和颓败的社会现实，被鲁迅称为“优秀之作”[2]；《祭日致辞》描写了封建专制家族对年轻媳妇的损害及其带给漂泊外乡的底层知识分子的痛苦；《留下镇上的黄昏》展示了乡村小镇凝聚着的沉滞之气，受到鲁迅的充分肯定。这些小说深刻地表现了浙东乡镇野蛮与文明、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愚昧与开化、怯弱与坚韧、麻木与清醒、封建专制与自由民主的对立，反映了乡镇知识分子情与理、灵与肉、自私与奉献的冲突，暴露了浙东乡土社会的现实罪恶，反映了乡村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艰难，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势力的不满情绪。周作人曾指出，文学“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希望中国新文学“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魏金枝的小说都是描写越地的世态苍生的，但鲁迅以越地水乡村镇为视阈，而魏金枝小说则是以浙东山区为对象，有其独特的个性，是对越地书写的补充和完善。 (二)人性化的革命叙事时期 1929-1935年是魏金枝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以人性化的革命叙事为主。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后，推动了左翼文学主潮的到来，魏金枝追赶着这种潮流。1929年，他的《校役老刘》描写勤杂工老刘被师生损害的命运，标志着他的小说由关注、同情乡镇知识分子到关注、同情底层农民和批判知识分子的转向。1930年，他开始创作左翼文学，先后发表《奶妈》《白旗手》《桃色的乡村》《报复》《制服》等小说，描写底层农民，表现无产阶级革命，但仍坚持“五四”文学传统，突出人性描写，开创了人性化革命叙事路向，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些小说在左翼文学中别开生面，摆脱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左翼文学艺术。《奶妈》写出了革命英雄的人性真实，显示了很强的艺术张力，是对当时“革命加恋爱”的概念化模式的突破；《白旗手》描写勤务带领士兵哗变，揭示了个体欲望对主体行为的影响力，显示了人性的力量与强度；《桃色的乡村》描写了农民暴动的分裂，显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前哨兵》描写农民革命从庸常性到神性的成长历程，展示人性在特定情境中正负能量的转换。这些小说显示了艺术描写的深度与力度。在左翼文坛，魏金枝与张天翼、沙汀、蒋牧良、周文等人齐名，但他在人性描写上是独具一格的。“左联”成员金丁指出，左翼文学克服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倾向，是“柔石、张天翼和魏金枝的小说，给读者开辟了新的视野”[4]，而魏金枝是以其人性化叙事为左翼文学做出贡献的。 (三)乡村讽喻与暴露时期 1936-1948年是魏金枝小说创作的第三个时期。这时期，他既呼应着“国防与抗战小说”，又延承着“五四”乡土文学传统，致力于讽刺与批判乡村丑恶现象。魏金枝是“九一八”之后最早呼唤抗日的作家之一，他的《磨捐》《羞明》《想挂朝珠的三老爷》等小说呼应着国防文学与抗战文学的潮流。但是这时期他的讽喻和暴露乡村现实丑恶的小说更突出。日寇入侵后，国民党当局仍然腐败和专制，压迫和剥削民众，激起了人民的不满，于是讽喻与暴露文学潮流兴起。魏金枝以犀利的笔锋直指国民党基层官僚的腐败与罪恶，推动了这种创作潮流。《凑巧》描写悦来杂货店老板王德昌做保长后一心向上爬的喜剧人生，揭露了国民党兵役制度的腐败，批判了国民党官僚营私舞弊、贪污腐败的丑恶行径，可与沙汀的讽刺小说媲美。在《将死的人》《竹节命》《死灰》等“保长系列小说”中，他批判了国民党基层统治者的残忍无道和旧社会将人变成鬼的黑暗现实。他还通过描写民众的苦难来暴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坟亲》描写阿乜的悲惨人生，史诗性地反映了20世纪前50年中国乡村底层民众的深重苦难。与以往不同的是，作品既呈现了全景式的特征，又显示了电影蒙太奇和特写的特征，深刻地揭示了造成民众苦难的根源，批判了统治者的罪恶。他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底层民众坚韧地面对苦难，如《客气》，而且歌颂了他们面对苦难时的忠义侠气、舍己为人的品格，如《蜒蚰》。这些小说是他小说创作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