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记——看老照相簿》，是张爱玲的一部晚年力作，作家精选了人生不同阶段的五十四张照片，然后以长短不拘的随性文字一一加以说明，组合在一起，最终构成的，就是作家自己一部别具一格的小型传记，或者也可以被看作充满沧桑感的人生缩影。而金宇澄的这部《回望》，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的《对照记》，其中穿插有当事人不同时间段的大量照片，以及不少来往信件的影印原件。很大程度上，作家那多达十四万言的叙事文字，也都完全可以被看作这些照片与信件的说明文字。当然，由于时间因素，过去与现在之间生命反差与对照意味的存在，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们于是可以把这部《回望》理解为金宇澄的“对照记”。只不过，与张爱玲的《对照记》明显不同的一点是，张爱玲《对照记》的传主明显是她自己，但金宇澄《回望》的传主，却并非金宇澄自己，而是金宇澄具有传奇色彩的父母。假如说张爱玲更多地保持着某种疏离于社会政治之外的个人存在姿态，那么，金宇澄的父亲“程维德”(系父亲当年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后长期以这一姓名行世)和母亲姚云，就毫无疑问属于那种深深地卷入了社会政治运动的所谓“革命者”。也因此，假若说张爱玲在她的《对照记》中只是更多地映照出个人身世的沧桑与苍凉的话，那么，金宇澄的视野与笔触就无疑要开阔许多，就由父母个人命运的跌宕与乖谬而更多地切入到了社会与历史层面的凝视与反思。 按照金宇澄在“我们回望”这一部分中的说法，这部《回望》的前身，不过是2014年发表在《生活月刊》上的短文《一切已归平静》。在初稿于1990年代的那篇文章中，金宇澄颇为隐晦地用“伯父”、“伯母”的称谓来指代自己的父母。一直到父亲在2013年去世之后，他才更改回来，并把这篇文章正式发表。没想到，就是这篇短文，竟然引起了时任《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的关注，她建议金宇澄继续这个题材的书写。面对着李小林的热切期待，金宇澄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父亲跌宕起伏人生的“回望”之中：“以后的几个月，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春直到晚年，旁逸斜出，草蛇灰线，实在也是复述的一种周折，我常常瞻前顾后，下笔踟蹰，习惯被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切断……终以《火鸟——时光对照录》，刊于《收获》(2015年第五期专栏‘说吧，记忆’)。”这一次整合为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出版，添加了父亲的大量书信内容之后，也就自然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父亲的不幸去世，对母亲的情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或许是为了转移母亲的注意力，金宇澄“请她以这些照片(老相册的那些照片)为序，记下曾经的时间和细节。”于是，母亲便“认真做了起来，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近九十岁的老人，半年内做了两大本剪贴，在梳理记忆的这段日子里，她变得沉静多了，仿佛只有回望，才是生命的价值”。很显然，对金宇澄来说，也只有在完成了以母亲姚云为核心人物的第三部分之后，方才更进一步地明确了“对照”二字的内涵：“摆在面前的图文，记录了一个上海普通女孩的时光之变，也使得本书的前两章，出现了‘未完成’状态，显露了更复杂的对照。”由此可见，所谓的“对照”，除了张爱玲那个层面上的对照之外，也还有文本内部中几个部分互为参照的意思。 实际上，金宇澄在这里所特别强调的对照，意指第一、二、三部分若干相关细节表述上的前后不一致。这一方面，最典型不过的，就是关于父亲被捕的那些细节。第一部分说：“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但到了第二部分，就出现了另一种描述：“他们并不是共同被捕的，‘堂兄’也不瘐死于监房，而是在宪兵医院跳楼就义。”而关于父亲的监狱生活，也存在着叙述方面的错讹：“关押父亲的地点，不在提篮桥，是北四川路宪兵监狱(大桥公寓)。1940-1950年代，父亲数度入狱转狱，在母亲回忆的1950年代初，竟然他也在这座著名监狱短暂工作，因此前篇我笔误‘提篮桥’，仿佛就是‘言说与记忆’的某一种梦魇。”问题在于，既然金宇澄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这些前后叙述不一致的存在，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将错就错，不做修订呢？对此，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保留着这些局部不一致的痕迹，保留‘在场感’的某种差池，是保留了‘寻找’的姿态。”事实上，正如同古希腊先哲所谓“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也从来都不可能以客观的方式真实再现任何一段既往的历史。更何况，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也不过是金宇澄单凭个人之力对于父母往事以及那段历史的还原，其中无可避免地会打上个人鲜明的主观化烙印。 尽管说《回望》中最主要的两个人物肯定是金宇澄的父亲和母亲，但其他一些曾经偶尔被提及的人物，却也一样不仅被作家涂抹得栩栩如生，而且还能够引发我们对于历史与人性复杂性的深入思考。这一方面，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就是那位侵吞了别人财物的吴医生。将吴医生“引狼入室”的，是父亲小学同学沈玄溟的母亲。沈玄溟的母亲：“婚前在上海某知名百货店做事，属‘五四’前上海最时髦的职业女子，平湖人，天足，一次与玄溟父亲沈剑霜邂逅，展开了上海的新式恋爱，双双回镇结婚，生下独子玄溟。”但谁知，就在玄溟出生不久，他母亲就自行做主把自家楼下的厢房租给了一个青年医生做西式诊所：“玄溟的母亲时约三十多岁，青年西医眉清目秀，才二十出头，吴姓，个子不高，态度极为和蔼。”楼下是眉清目秀的青年西医，抬头不见低头见。自家的丈夫，却又远在上海教书。一来二去的，玄溟的母亲就和这位吴医生有了私情。虽然沈剑霜洞悉内情后，已经从上海辞职回家，并且主动提出要与红杏出墙的妻子离婚，但这位妻子却霸道得很：“玄溟母亲极为厉害，一方面坦承了自己与吴医生有染，却绝不应允丈夫离婚，两人经常为离婚之事大吵大闹到深夜，引发了玄溟外婆过世。”即使如此，玄溟的母亲仍然毫不收敛，以至于最终逼迫沈剑霜无奈自杀。但这个家庭的悲剧命运，却并未到此为止。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在沈玄溟服从母亲的强悍意志，与镇西一典型的乡镇小姐结婚之后不久，这位早已经将玄溟母亲勾引到手的吴医生，竟然又盯上了沈宅新的女主人：“就这样，这位沈家大宅里的青年吴医生，逐渐逐渐也就做了玄溟妻子的入幕之宾……”做了沈宅新女主人的“入幕之宾”倒也罢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到最后，这位吴医生竟然在席卷了沈家所有金银首饰和钱庄存款之后，携同沈玄溟年轻的妻子私奔了。依照以上的叙述，这位吴医生的确是一位罪不可恕的人间恶魔。但是，且慢，故事到这里并未讲完。按照父亲在笔记中的记载：“抗战期间，黎里镇一位年轻的西医曾经派人通风报信，使中共地下吴嘉工委书记及时转移，传为佳话。令人惊讶的是，做这件好事的，便是这个吴医生。”能够在抗战期间以通风报信的方式救人，当然冒着生命危险，是需要有绝大勇气才可以做得出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称这位吴医生为民族英雄也不过分。但偏偏就是这位吴医生，在日常生活中却又是那样一位侵吞别人财物拐跑别人妻子的恶魔。二者整合的结果，只能够让我们感叹历史的吊诡与人性的深不可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