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汉语作家刘亮程(一九六二-)以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①(一九九八)扬名全国之前，身份是诗人，成名后三年才结集出版的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②(二○○一)才是他创作生涯的真正起点，这里有八十八首从一九八一写到一九九三年的诗篇。一九九三年，默默无闻的诗人刘亮程转换文类去写散文，最早完成的两篇是《狗这一辈子》(一九九三)和《通驴性的人》(一九九三)，那是《一个人的村庄》的开端。《一个人的村庄》描写新疆一个偏僻小村“黄沙梁”③，风格独特，引起文坛注意，并获得第二届冯牧文学奖。诗是刘亮程文学的起点，至于奠定他文坛地位的，则是散文。 《一个人的村庄》出版时正值二十世纪末，瞬间暴红之后，刘亮程被称为“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乡村哲学家”，论者誉之为“乡土哲学”，或者“乡土哲学的神话”④。他的散文确实辨识度高，风格独具。以散文成名之后，刘亮程一度把写作空间跨出黄沙梁，写了库车(古称龟兹)，描定的地理一如书名《在新疆》，均以新疆风土为主。散文之外，他也写小说，计有《虚土》(二○○六)和《凿空》(二○一○)，前者的现实世界指向黄沙梁，后者指向库车。 二十世纪末的大陆文坛以诗和小说为文类主流，刘亮程则以散文出线，同时被归入“西部作家”或“乡土作家”。这类从外部特征来归类的论述方式，很容易导引出城乡对立，或抵挡文明入侵的普世结论。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不论西部或乡土，都难以抵挡“乡土”流失，或“西部”文明化的大时代浪潮；更何况，刘亮程的散文并非传统意义的乡土散文，第二节将进一步讨论。其次，“归类”最大的问题是抹除异质性，轻易把不同的个体同质化。类型化的论述固然有助于得出一般性见解，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对于“发现”作家和作品，并非最好的途径。 刘亮程写诗的十二年间，正逢新疆汉语文学的第一个浪潮，一九八○年代以杨牧(一九四四-二○一二)、周涛(一九四六-)、章德益(一九四六-)等三人为代表的西部诗歌，获得文坛的关注，然而刘亮程的诗并未在这波浪潮里获得重视。评论家们把目光聚焦在杨牧、周涛、章德益等三人的“新边塞诗”，着重诗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注视，并冠上拓荒、辽阔、粗犷、雄伟等精神层面的溢美之词，但是这些元素在诗里多半局限在表层叙述和风景描绘，失之于空泛。新疆的文化意涵和形神，并没有获得突出的创造。这期间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乏善可陈，以新边塞诗为主打的第一个浪潮只算略有小成，西部小说也只是题材上的表层经营。⑤一九九○年代初，诗人周涛在散文里刻画的“伊犁”土地形象，受到相当大的讨论，刘亮程的散文《一个人的村庄》在一九九八年面世，立即掀起第二个浪潮，而且是全国瞩目的大浪潮。《新疆日报》、《乌鲁木齐晚报》、《新疆经济报》先后增辟了散文专栏，散文刊物也增加了，许多汉族作家的散文旧作纷纷重新出版，沈苇(一九六五-)等诗人的散文创作也备受关注，散文创作的阵容急速膨胀。新疆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土地经验吸引众多读者和评论者，也带动了旅游业，可说是引爆了“西部文化热”，新疆学界称之为“散文的盛宴”⑥。刘亮程是这波文学浪潮的重要旗手，除了创作，他的编辑工作也挖掘了不少新人。⑦ 近十年来，有关刘亮程散文的相关论述可说是数量惊人，但论者之间的观点经常重叠，甚至相互因袭，总是聚焦在“村庄”、“诗意”、“自然”上面。对“村庄”的讨论是免不了的，因为那是刘亮程散文的根据地，所谓“诗意”却是非常武断而且孤立的概念，探究其“散文之诗意”的论文往往不涉及诗，属于一种没有根源的封闭性论述，⑧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刘亮程小说的讨论上。刘亮程的村庄叙事跟诗意是相辅相成的，其根源在刘亮程早期的诗，是诗的句法、意境、构图模式往散文的移转，不是凭空而降的诗意。这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居然被长期忽视，刘亮程诗作完全没有获得讨论，亦未见诗、散文和小说的合论。这个研究视野上的缺失直接影响了刘亮程村庄叙事的论述。 刘亮程的诗、散文和小说在题材与视野上的关系是“三位一体”的，诗是散文的根本，小说则是散文的延伸。套用刘亮程的诗性用语来描述，那是“从黄沙梁村庄→到虚土→再凿空”的过程，这句抽象的叙述使用刘亮程的诗、散文和小说形构而成，也同时展示了文类转换的创作历程，以及风格特质。如此一来，若要讨论刘亮程，仅从单一或两种文类切入，是无法看到他的创作脉络，也难以把握他的风格。而贯穿这个创作脉络的，是在“一个人”这个强大的叙述主体观照下的“村庄”概念。 本文拟探究的是：刘亮程笔下“一个人”和“村庄”两者之间如何产生联结，又如何在文类混纺中运作，以及“村庄”如何被刘亮程“凿空”，最终成为“虚土”。 一、“一个人”的村庄：自行设限的经验书写 在《晒晒黄沙梁的太阳》可轻易读到一个独行或守候的人影，一片的荒凉村庄，以及没有起点没有尽头的岁月，一成不变的盘踞在诗里面。“一个人的村庄”，这念头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表露无遗，他没有明言究竟是什么因素断绝了人与人的主要联系，甚至涂销了众人的存在，把一整片麦地和村庄，留给极少数的人(包括叙述者和零星的叙述对象)，然后全心全意的刻画出漫长、辽阔、没有尽头的孤寂： 有时我走到自己的远地 看看无法守住的辽阔一世 沙子啊 草啊 葱郁之后一切葱郁皆是荒芜 更多年月我守在村里 一个人的村庄空空寂寂 人去哪里 我关死所有的门 在每间房 点一盏油灯 我加满灯油 它们亮到哪一年算哪一生 反正 我再不去管它们⑨ 村庄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所在，它更像命运的独居囚房，直径是那么的小又那么的清晰，让人绝望或任命，“关死所有的门”去等候下一任接班人。都市人视为珍宝的土地，在新疆却不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财富，究竟是人拥有土地，抑或是土地奴役了人，还真难说。《天是从我们村里开始亮的》则有更为直接的描述：“老父亲说在我们村里/随便种一块地/就够你种一辈子/随便一个女人/就够你爱一辈子/随便一堆土/就埋掉你一辈子”⑩，老父亲不但预告，也在预演儿子的未来人生，一个人的一辈子就被脚下的土地死死困住了。当他《经过一个村庄》，总是看到“这些村庄的人们/似乎一辈子漫不经心/边干活边等一些人一些事情”(11)，平平淡淡的叙事口吻，反而加深了村庄岁月的苍凉和绝望。这本诗集刻画的是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的黄沙梁，举目望去尽是单调的黄沙，人的存在价值很容易被极简的事物结构放大，年轻的诗人刘亮程在诗里行间隐隐抓到一些感觉，却点到即止。黄沙梁在其诗里，受到文类形式掩护——这掩护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一种遮蔽——很多人事物停留在隐喻之内、意境之中，没有真正释放开来，必须等到后来进入幅员广大的散文，黄沙梁才获得全面性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