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一篇《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的文章在网上迅速蹿红，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当下农村问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作为这篇文章的催生品，《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书则更加全面地向我们展示了湖北大别山区L县的“世俗境况”“生动图景”和“悲痛人生”。 其实，作为乡土中国，农村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世界的落寞和社会图景的变迁，更使得这种关注多了许多情感焦虑和问题意识。“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这无奈的告慰中，不知道隐藏着多么沉重的忧伤。 文章和书的作者是80后博士生王磊光，就读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一个农村之子的深刻体验和一个文化学博士的专业关注，让他本来无比平常的“家乡”一下成了人们了解和认识当代农村现实的典型样本。再加之城乡世界的巨大反差，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身份焦虑和反思意识，让这个极具社会学意义的文本又增添了不少耐人寻味的文学性色彩和批判性情怀。 这是多么年轻、多么珍贵的思想火焰。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大地上，有着许多这样烛照大千世界、直击心灵深处的火焰。90后清华学子肖亚洲的《厚土——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再一次让我们深入到处于转型期的乡村内部，去直接面对乡土世界的现实惨痛。与王著善于哲理的思辨不同，肖著更喜欢艺术的分析，“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往往看得越多，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这是王著中经常出现的思想碰撞的火花。在肖著中，则是另一种真实而深刻的描述，比如写高原上百姓的生计：“生存在一个靠天吃饭的环境中，过日子也不见得轻松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运用田间劳作的法宝——勤扒苦做，像牛一样靠原始的体能，与脚下的黄土地、与愁苦的日子较劲。在这片厚重而艰难的土地上，不管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要顽强生存，除了坚忍不拔，唯一能依凭的也就只有这永无止息的辛劳了，像个陀螺一样整天在土地上转。生活的重负，于他们而言是持久的，勤劳是每一个家庭得以生存的最大本钱。对于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资本是陌生和遥远的，体力是维持生计的手段，进退维谷是最惯常的生存状态。”这样细致、从容、沉静的描写还有很多，恕我不能一一列举。非虚构强调纪实性，由赤裸裸的真实引起直接的刺激。但《厚土》一书艺术化的分析手法，丝毫没有削弱真实性所带给我们的冲击和震撼，相反，这种由真实到艺术、再由艺术到真实的回旋往复，体现了作者对于真实的艺术把控能力，正是有了这种艺术的勾连，那些干巴巴的现实、琐碎的生活、凄惨的命运才能在一种美学视角中生发出独特的悲楚和强悍。“厚土”隐藏着多少难言的悲欢和叹息，就孕育着多么深沉的力量和生机。肖著对于当今农村问题那种深入而理性的反思，他对于黄土高原那份隐秘而炽热的情感，他对于农民命运那种博大而深远的情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人生理想和生命激情。 自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栏目以来，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讨论已经很多，有赞许，也有争议，但“非虚构”在中国的风行已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收获》《钟山》《当代》《花城》《中国作家》等刊物也相继推出了与非虚构有关的栏目，非虚构著作更是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生。其中，尤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最为惹人注目，并以此掀起非虚构写作的第一股热潮。2015年，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以非虚构写作为主的白俄罗斯作家，以一己之力给非虚构戴上了享有盛誉的世界级文学桂冠，并带动了又一轮“非虚构”热。在这股世界文学的浪潮中，已经愈演愈烈的中国非虚构写作，自然也被助推到无以复加的热闹程度。 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2016年梁鸿又出版了《神圣家族》。与前两部纯正的非虚构作品相比，此书“是一个更倚重‘文学的’方式进入中国乡村内部的尝试”，因此，有评论者甚至称其为“小说”(非虚构小说)，而书的扉页上则标注的是“随笔”。这一文体界定的模糊和错位，其实已经说明了梁鸿在写作过程中一直面对的文体陷阱和不断自觉的文体意识。她试图用一种接近于虚构的方式来表现非虚构的真实情态，从而实现一种问题意识主导下的艺术真实。其实早在前两部作品中，很多人物和细节已经存在虚构，只不过对于问题的强化掩盖了对于文体的关注。《神圣家族》用12个故事写出了生活在吴镇的一群乡镇居民的生命情状和精神状态。这些人物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有着可考的身份，他们是中国乡镇世界的一个缩影，具有十分重要的代表性。所谓神圣家族一点都不神圣，却是满地的烟火气，它更像一个绝妙的反讽，道出了当今时代人类焦灼的内心冲突和与日剧下的世道人心。因此，我仍然将其认定为一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的，试图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打开某种创作视阈的非虚构写作的新文本。 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文体界限的模糊，不知道是不是当下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创作共同的艺术倾向呢？杨渡的《一百年漂泊》似乎又无形中印证着我的这一假设。尽管书的扉页上印着“小说”(非虚构小说)的字样，但事实上正如赵刚在序言中所写：“这本《一百年漂泊》在一个伦理的意义上，是一个孝子为亡父作的一本巨大的‘行传’，虽然我必须说它和传统的行传不类，因为它并非只是旌表扬善而已，而更是子对父的善恶清浊都试着去尽可能地认识理解，从而认识理解他自身的一个努力。但在一个知识的、社会的意义上，它更是对台湾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的极其压缩的‘短工业化时代’的一个见证与一纸吊文，以他的父母为陀螺，画出小人物在时代的快速旋转中，在社会的坑坑洼洼中，颠扑冲撞的线条痕迹。”以此来看，这本书的确可以作为台湾史的侧颜一读。这部小说以魅寇(杨渡的父亲)的一生为主要线索，把他放置于一个多层次的背景之下，家族史、经济史、政治史熔为一炉，体现了作者十分从容的叙事把控能力。事实上，杨渡关注的依然是乡土世界，感叹的是时代变迁下农民的命运。而他的另一本《暗夜传灯人》则是地道的“纪实文学”。此书记录了一大批1949年从大陆涌入台湾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化传承和文明赓续中的默默奉献。正是这些飘零的生命把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教育深深地植入台湾这一片土地，也正是这些暗夜中的传灯者，把持着精神的火种，让我们在最寒凉的时代，依然能看到思想的光芒，看到未来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