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坛盛行的“青年焦虑症”惯于操弄两种彼此矛盾的话语，一种是急切地表达对青年们的渴望、期许，竭尽全力扶持和赞赏青年们的写作，几乎到了忘乎所以、“饥不择食”的程度；另一种则经常习惯性地板起长者、权威的严肃面孔，或忧心忡忡、或“得意洋洋”地批评青年们的写作是虚弱的、同质化的，必须用更多元、更个性化的文学实践去避免同质化、对抗同质化云云。 其实，青年写作是否同质化并不重要，当所谓全球化给整个社会给当代文明、文化带来普遍性的同质化、同一性、单一性的焦虑的时候，青年写作表现出相应的倾向或局限，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大约十年前，韩少功在上海的演讲中提到了某青年作家的“抄袭”事件，他并没有简单地批判这种“抄袭”现象，而是把“抄袭”延伸或者假设为“雷同”，并试图探究这种“雷同”的根源：“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即便不是存心抄袭，但不经意的‘雷同’、‘撞车’在一个个人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进而他提出了“同质化”的两层含义：“作家们的生活在雷同，都中产阶级化了，过着美轮美奂的小日子……我们要在越来越雷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是不是一个悖论？”“人们的物质生活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在社会阶层鸿沟越来越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倒是越来越高度同一了：钱就是一切，利益就是一切，物质生活就是一切。这构成了同质化的另一层含义。”简而言之，韩少功所描述的现象就是，我们一方面急切地渴求创新、异质性、多元化、创造性，另一方面却又不可遏制地陷入同一性、同质化的困境，这样的悖论显然并不仅仅存在于青年写作领域，而是整个文学创作、文化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且愈演愈烈。 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青年文学创作，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经一度狂飙突进，在充分吸纳域外文学资源的背景之下，呈现出巨大的动态性和创造性，这样一种趋势虽然在进入90年代之后一度降温、减弱，但是仍旧在审美实践上保持着对个人性、异质性和多元化的强烈渴求，以及对商品社会单一性文化倾向的顽强抵御。新世纪之后，文学逐渐进入了“常态化”，80年代以降的文学实践几乎穷尽了所有创新、异质的可能，文化、思想的同一性也在消费社会、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共谋中愈加突出，在这样一种宏大语境中，如果我们片面而狭隘的讨论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当下青年写作的同质化问题，无疑是简单、粗暴而无效的。难道我们的中年作家、老年作家、成名作家、成熟作家的写作没有明显的同质化吗？难道多元化、异质性、创新性、个人性是没有边界、没有尽头的吗？况且，客观上讲，当前青年写作的多元化、异质性的程度与80年代、90年代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衰减，甚至说是有所提升和扩大。但文学权力、文学话语空间的多元化、异质性在新世纪之后却急剧收缩，经过相应单一的制度形态的规训、选择，那些能够进入批评视野的青年文学创作必定是经过筛选和“修正”的，也就必然是局部和狭窄的，而由此得出的同质化判断也就不会是客观、公正的。况且，当前我们的青年写作是一个生硬制造出的“生产性”范畴，“青年焦虑症”之下，成批成批的青年作家、作品被源源不断、争先恐后地推向“市场”、推向读者，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同质化”甚至劣质化根本不可避免。所以说，“同质化”作为一种文学症候如果在青年写作者那里是确凿无疑的，那这一同质化也不过是我们文化、制度自身的更强大、更顽固的同质化的必然产物。 回到本文开始的悖论，我所关心的并不是青年写作是否有同质化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相反，我关心的是这样一种话语及其正确性、正当性产生的机制，以及对青年写作、青年文化所造成的伤害。在这样一种话语生产机制中，蕴含着如下的逻辑：“青年”既是希望，也是问题，他们既要领受前辈或老年人的赞美，也要心悦诚服地面对他们的“指责”、教训和引导，而不需要、也不应该对此进行辩驳和质疑。这样的话语逻辑往往隐藏了最后的秘密、最本质的因果关系，即老年人、年长者才是青年人那些被前者揭示、批评的“病症”的制造者——尽管他们常常带着“正确”的“经验”的面具。在本雅明的《论经验》中，他认为青年人要与戴面具的成年人斗争，成年人戴的这个面具的名字叫“经验”（Erfahrung）：“没有表情，无法看透，永远相同”。“他们可曾鼓励我们去追求新的事物，伟大的事物，属于未来的事物？并没有，因为这是不能被经验的。一切的意义，真的，善的，美的，都是在自身中确立的；我们能在那里有何经验？——而秘密正在这里：因为他从来没有抬头去看伟大的和有意义的事物。为此，经验成了庸人（Philister）的福音书”。“因为除了那庸俗的，那永远属于昨日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能和他的内心向联系”；“因为如果他要进行批评，他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创造。这是他不能做到的。” 对于青年写作同质化这样一种“经验”而言，我们也必须警惕其背后那“庸俗”的、“永远属于昨日的东西”。其实，所谓对抗同质化的异质性、个人性、独特性、创新性等审美想象，也不过是一项80年代的美学遗产，“正确”而空洞地指引着青年写作者的方向和“终极目标”，经常是徒劳地耗费着青年人的青春、热情和渴望。这样一种“经验”、一种规训，牢牢地把青年人拘囿在有关“文学”和“创新”的狭小疆域，追寻着“小小的孤独游戏”。媒介的巨大革新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早已深刻改变了旧有的文学观念，学者们反复提出“文学之死”、“小说之死”，或者宣称“阅读时代”已经走向尽头，“再生的神权时代将会充斥着声像文化”（布鲁姆），以及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已经不可能再出现提供“新感受力”的典范之作（桑塔格），诸如此类的论调，常常被我们认为不过是“危言耸听”，或者仅仅作为一种也算正确的观点简单视之，而不能促使我们从根本上去审视旧有的文学观念的问题和局限，从更深刻、衰微的当代性中理解文学的功能和未来。事实上，当自认为更有文学经验的前辈指出青年人写作的所谓问题时，往往是在有意无意地把青年人引向“庸俗”的老路，那些看起来正确的、必需的文学前景的描述，往往是轻佻的、无效的，只会陷入无意义的动情互喊、相互缠绕。病症永远是病症，药方还是那些药方，文学话语借此反复滋生。陈旧的文学观念对应的是陈旧而强大的文学权力，他们只有拒绝反省、坚持成为本雅明所说的无精神之人(Geistlose)，才能牢固地维系和保有这样的权力，因此他们并不真的渴望异质性、渴望有反叛意愿的个人化，而是在想方设法抑制这些倾向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