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长篇小说的创作状况进行年度盘点时，我们一般会用到“大小年”的概念。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是有它自身内在的节奏，因此“空档”与“扎堆”的情况总是交替出现。2016年的中国文坛，颇有些长篇小说“扎堆”的迹象，堪称当代长篇小说的“大年”。这首先体现在贾平凹、张炜、方方、格非、北村、吕新等一线名家纷纷出手，一时间可谓精彩纷呈；而另一方面，付秀莹、张忌、张悦然等年轻作家也隆重推出了自己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作品，带给人们诸多的惊喜。因而从某种程度来说，可以将2016视为创作水准与小说风格等多方面成就都堪为出色的一年。 而就2016年的长篇小说的总体创作而言，无论如何，现实题材的书写，依然是重中之重。在此，作家们或是从现实的问题切入，在一种“仿真”的非凡虚构之后，思考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或是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展开对于身处世界的探索；再抑或是干脆以科幻的方式，在荒诞中把握当下变动的“现实”，这些多样的表达都可谓匠心独具。另外，由于2016这个相对特殊的年份，历史尤其是特殊时期的当代史书写显得有些集中。这也难怪，敏感的作家们当然不会放弃历史叙事这个巨大的抱负，甚至总能常写常新。除此之外，历史及其个人的成长，历史之外的传奇，以及海外华文作家多方面的艺术表达，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 现实性、问题与经验的探索 在对2016年的长篇小说进行简要梳理时，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一批具有宽广社会容纳度的作品，这都显示出当代作家向现实提问的能力。 北村的《安慰书》①讨论的是“官二代”陈瞳激情杀人是否应该得到宽恕这样敏感的社会问题。这固然是对现实议题的及时反映，但作为一位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将写作当作一种教义的探索或忏悔讲述的北村，必然将现实的题材引入思索的层面。因而，小说所着力经营的人性的底色与灵魂的拷问，以及最终的生命意义的“安慰”问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灵魂深度，但作者的先入之见与情感的偏执，还是将小说引入阶级的歧途，即如人所指出的，“北村将陈瞳天使化和将底层人物丑陋化的描写，无疑是将基督慈爱的光辉只照临到少数人身上，这是该部作品的瑕疵。” 孙慧芬的《寻找张展》②是一部讲述90后志愿者的“命题作文”，以此显示作者对于当今时代“新新人类”的重新认识。小说中，众人眼里面目难辨的张展，在父亲空难去世后，开始追问父亲究竟是谁，而父子之间原本的冲突也逐渐化解，这也是张展自我救赎的全新开始。在此，无论是旁人眼中的“坏孩子”还是张展眼中的自己，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内心始终坚守的澄澈与明亮。小说也由此切入作为特殊教育志愿者的张展内心并未泯灭的亮光，以及他简单的高尚背后生命所遭遇的瓶颈，以及更为内在的命运深渊。因此，小说所带来的思考是复杂的，有代际的冲突与理解、成长的幽暗与挣扎、官场的强盛与世俗以及家族根脉的漠视与传承，小说也在这繁复的呈现中塑造出当代文学中极为奇缺的“真正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这也是孙慧芬小说传递正能量之所在。 焦冲的小说一向以北京城市空间为背景，以极具现实感的方式呈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小说《微生活》③聚焦的网络“段子手”们的生活及其媒介真相，涉及行业内幕与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思考，而《旋转门》④则重回作者《北漂十年》等作品的路数，以都市白领并不如愿的人生来串联五光十色的北京生活。小说通过一次匪夷所思的“撞车”，让城市的人群相遇，从而获得他们之间的有机关联，这是碎片式写作的常用招数，其中当然也不乏巧合剧的“狗血”情节。在此，视频直播的农民工、行骗为生的流浪女、卷款潜逃的小白领、压力深重的同性恋者，各色人等在此遇合，再加之社会热门桥段的演绎，平淡的故事被写得有声有色。而在这背后则是都市白领们的伤痛与无奈，从而也呈现出都市的丰繁与人性的斑斓。徐则臣的《王城如海》⑤同样是一部以北京为背景的具有深广社会内涵的小说。各色人等都在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中一一亮相，而这些看似迥异的人群，都无一例外地承受着内心的焦虑、无奈、惆怅和压抑，以及奋斗之中的苦不堪言。这便是当今城市的现实。小说犹如一部计算精确的仪器，将诸如城乡差距、阶级分野等社会议题，与“雾霾”之中的压抑、人群间相互理解的难以实现，以及知识分子的愧疚、罪感与个人救赎等有效拼接，几组丰富的意象便构成了这个城市万花筒般的复杂表情。 在切入当下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极花》《陌上》等小说涉及的乡村世界无疑值得认真关注。在长篇新作《极花》⑥中，贾平凹出其不意地以“妇女拐卖”为叙事焦点，充分表达他由来已久的对于乡村命运的现实关切。小说试图在广受关注的“郜艳敏现象”之上深入思考，挖掘现实背后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小说所试图切入的问题视阈，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然而，小说鲜明的情感倾向与略显偏执的想象性方案，却在不经意间冒犯了大众的性别观念，从而引出一系列的伦理争议。但小说本身，却在城市与乡村、女性主体与农村命运之间，构成了一种深切的情感矛盾与伦理困境。一方面，作为文本的正义，贾平凹显然是极为痛恨乡村的原始、蛮荒，以及人心险恶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乡愁的呈现，《极花》又对乡村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甚至正是因为这种对于生殖繁衍意义上的乡土存亡的关注，小说中的拐卖行径变得可以理解，如贾平凹所辩护的，“如果不买媳妇，村子就会消亡。”如此一来，小说中的残酷与荒诞，便有了“同情之理解”的基础，这也是他自《秦腔》以来着力营造的乡村挽歌的题中之义。 付秀莹的《陌上》⑦足以令人惊艳。有人戏言其“以《红楼梦》的方式写社会主义新农村”，“《红楼梦》的方式”不假，那笔法，那腔调，那“细节的洪流”，以及在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人情世故中见出人性的微妙凶险与复杂难言，都可看出年轻的作者在向经典致敬。然而小说里，芳村这个“乡村版大观园”，却全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与生机。在此，传统乡村的淳朴美德早已消失殆尽，小说意境的辽远、苍茫以及升腾的诗性背后，所有的故事都暗藏凶险与心机，一派优雅和谐的内里却是千疮百孔，一切都是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利益社会。那些混乱的性关系，以及围绕性关系展开的勾引、讨好与欺凌，也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小说中的大全，是一个西门庆式的人物，他最喜好的只有两点，“一个是钱，一个是娘们”，而陌上花开的女性群像则无不匍匐在金钱权势的脚下，他们的情感与歌哭因此而更加令人心酸。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乡村的道德、人际与精神世界被侵蚀的现实，也都集中到了这个乡村权势人物身上。小说正是运用这种破碎的整体性写出了乡村衰败的精神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