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7)06-0118-08 一、“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现实指涉 可以将20世纪末中国小说由现实到历史的大规模转向，理解作现实主义者的一次遁逸；但却不能将这种遁逸简单地判定为消极退却。在我看来，称其为“胜利大逃亡”或许更为恰当。事实上，“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此种转向，只不过是在现实压力以及历史认知前提下主动采取的迂回策略。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所引发的现实震荡，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有力地刺激了“新历史主义”小说转向的势头，使作家对急剧变化的现实状况持以保留观望的态度。同时，作家社会中心地位的突然失落，也迫使他们从悲天悯人的民众精神导师向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进行角色转换。他们由此开始顾影自怜，从为民众的指导性、呐喊性写作，渐变为个人化、从众化的商业性写作。如果说民众需要关怀，那么他们作为民众中的一分子，理所当然也需要关怀；而这种关怀一旦落到实处，便可以是精神与物质双重性的，商业写作为此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另外，也正是由于此次现实巨变所带来的转机，令他们有可能从尊贵地位滋生的自我中心意识中摆脱开来，重新省思权力意识形态建立的历史话语秩序。当他们发觉自己不能再为民众说话的时候，实际上是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不该再像以往那样为民众说话了。精英身份的丧失，使其懂得了交流的重要，“说话”在他们那里不再是说教，而是以民主平等为基础的“对话”。对话的互相碰撞，开创了更加广阔而多元的视域空间，令其得以甚为清晰地透视历史和现实。 社会机制的突发性变化，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大开了眼界，并使他们从中享受到了由失落权威换取的平等自由。所以，从此层意义上说来，现实转型带给这些作家的并非是完全的失落感。社会中心地位的丢失，对于他们而言，着实不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是一次难以接受的尴尬经历。事实上，同其他知识者相比，他们还是很快便适应且融进了这种现实。趁此机会，他们可以不再承担社会意识形态委派的重任，而从历史之门遁入民间，享受着普通人的平凡快乐。权威的解除也意味着责任的消失，“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因此能够在一种轻松自由的状态下从事写作，再也不必为了眼下的社会利害问题而绞尽脑汁。在此应予关注的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向居于权威顶端的现实主义写作范式，由此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偏重于自我表达的“臆想叙述”策略自然瓦解了。而“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主力军其实差不多也都是当年坚定的现实主义战士。“新写实”的创作手法，就是他们为捍卫现实主义神话所发明的理想武器。但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主张的强有力冲击之下，现实主义的可能与权威开始遭遇颠覆性挑战。“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借此大势的果断撤离，实质上当属于一次“弃暗投明”的倒戈之举，表明了他们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怀疑及重估的诚意。通过“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观照与解读，我们同时也能发现其对现实的重新理解和书写。特别是在料理历史同现实的彼此关系层面，“新历史主义”小说依凭实践，为重估现实主义理想提供了宝贵启示。它使我们顿悟到，传统的现实主义观念尤为器重创作主体对于现实生活所采取的所谓“诚实”态度，并据此来评判其是否为正宗的现实主义者。它苛求创作主体亮出忠实的情感，并尽可能真实地传达出现实生活的本真状态。在这方面，自然主义走得最为遥远。为了追求表现现实生活的客观程度，自然主义者不惜泯灭自我激情，试图以“零度情感”进行写作，以期达到纯粹真实的程度。自然主义的创作目的能否达到我们暂且不论，仅就它的结局来说，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势必会导致对创作主体性的人为扼抑。而所谓真实并不是一件客观存在着的有形实体，伸手即来；它是一种思想，正需要创作主体充分调动主体性力量方得以开发。倘若主体性遭到压制，又何以胜任发掘真实的使命呢？ 加达默尔已经告诉我们，在观照世界时，我们无法抛却历史、文化以及个性积淀所凝铸成的“成见”①有色镜，凡被我们观照的对象必然会烙上个人的标记。因此，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总是因人而异，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外，将语言视作思想的观点，致使语言被作为工具去传达另一种思想(如真实)时，无法保证另一种思想不同语言发生化合反应。故用语言来构建客观生活原貌的愿望，显然只是一种虚妄的幻想。由此看来，自然主义的野心根本无法兑现。现实主义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作主体与语言的可能。由于以往对主体和语言可能性的误读，促使现实主义的能力一度被恶性膨胀，为某些所谓现实主义批评家义正辞严地斥责他人“没有忠实于现实生活”，轻易乱扣“主观主义”的帽子提供了借口。美国作家哈姆林·加兰将自己的创作方法冠之以“真实主义”(veritism)②的标签，试图借以强调其较现实主义及自然主义同现实的更为贴合。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哈姆林·加兰绝对不比巴尔扎克或左拉更加真实。因为“真实”并不是创作主体对于客体的简单描摹，而是创作主体同客体相互碰撞所爆放出的火花。火花的绚丽程度，取决于创作主体有效能量释放的多少。“新写实”小说为了反拨作家君临生活之上的巍然姿态，完成让文学回归自身的壮举，竭力隐没作家的主体个性，自信可以凭借不动声色的方式呈现生活的原生态。殊不知，“新写实”小说家观照生活的方式本身就已经泄漏出了他们的倾向性。“不动声色”又如何可能？布斯道：“要使技巧的自然本身成为一个目的，也许根本就是一种不可能的目标。无论一部作品具有什么样的逼真，这个逼真总是在更大的人为性技巧中起作用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以自己的方式显出是自然的和人为的。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出在本世纪初还看不大清楚的东西：不论一位非人格化的小说家是隐藏在叙述者后面，还是观察者后面，是像《尤利西斯》或者《我弥留之际》那样的多重角度，还是像《青春期》或康普顿-伯内特的《父母与孩子》那样的客观表面性，作者的声音从未真正沉默。事实上，它正是我们读小说所要求的东西，除非作者为自己认为是更优越的自然规定了大量应做之事，我们是不会为它感到不安的。”③布斯意在阐明，现实主义者要想让自我在他竭力“如实”重建的客观世界中消失，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再说，和平时代的政治话语已经丧失统领一切的地位，它无需也不必再紧张地向各个领域渗透。将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谓，在今天已不再可能继续唤起像往昔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所保留的那份自豪感和荣耀感了。和平时代的现实状况相对于战争年代来说，更加复杂且更加多元。故此，作家在观照现实时，所持取的视角应该有理由不尽相同。食不果腹的生存危机在第三世界依然大面积存在，而日益严重的灵魂危机又在袭扰着更多的人们。确切点儿说，这个时代还只是一个亚和平时代，零星的炮火绵延未绝，战争的威胁始终存在；各种犯罪和疾病正日胜一日地滋长开来。总之，这是一个问题太多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目前栖息之地的真实现状。似乎没有比用“闹剧”来喻指这种现状更贴切的词汇了。当我们国内现实中的人们还在为脱贫、扫盲等工作感到力不从心时，我们的小说里却生活着那么多个不为衣食所忧的“多余人”和“厌世者”，嬉皮笑脸地冲你说着“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的口头禅。然而，这的的确确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谁也无法否认。在这里，小说既增强了现实的“闹剧”效果，又嘲笑了现实的“闹剧”性质。生存危机与灵魂危机并存的现实，使作家不可能坚持把目光完全集中于生存危机这一个层面。而且，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记忆，使人类从根本上对自身的理性信任开始发生动摇；灵魂危机愈发加剧，荒谬及幻灭的阴影笼罩着人们的心灵。这种心理现实作为前所未有的现象，不能不引动作家和学者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对于今天的知识者来说，关注灵魂的处境远比关注肉体的处境要实在得多；至于后者，交给实业家去处置可能会显得更明智一些。况且，日趋复杂、严重的时代灵魂病症，也不容许知识者们再分身旁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