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化 [内容提要] 日本文化是幸运的：在其历史上有几次直接输入比自身文化先进数百上千年的外来文化，从而使其物质文化与部分制度文化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须循序渐进的社会发展阶段。日本文化又是不幸的：当其自身尚未成熟时，已然遇上外来发达的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压制日本文化的自然发育，使之在精神方面发生分裂，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另一部分依然停留在在跃进前的水平之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付外部世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精神文化方面的侏儒状态。 将近九十年前，匈牙利作家梅尔彻·伦吉尔（Melchior Lengyel）写过一个剧本，名为《台风》。在这个剧本中出现了一批在巴黎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在剧中有如下的对白： “西方数千年来发展起来的古老文化，我们日本人只要十五年就把它变成囊中之物了。西方学者花费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要读五天书就握于掌中了。” “让欧洲人去费脑子好了！让欧洲人去干好了！等他们创造出什么好东西，我们再学过来那该多好！” “为了达到今天的水平，欧洲人已牺牲了多少代人，有多少人成为殉道者而倒下。但我们只用十五年就把西欧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了。”[（1）] 这些话是作为讽刺日本人在文化方面吃现成饭的事实而设计的。该剧写于1909年，去日俄战争不远。正当日本人在十年的时间里相继打败了中国与俄国两个庞然大物后，用这样的话来描绘他们当时的洋洋自得的粗俗嘴脸是并不过分的。 日本留学生是不是说过上面那些话不必当真，但这些话却是道出了日本文化幸运的一面。所谓幸运就是指他们在历史上有几次直接输入了比自身文化先进数百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外来文化，从而使自身文化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须循序渐进耗时费事而无法省略的社会发展阶段。 但是日本文化也有不幸的一面。日本文化的不幸就是在自己的文化尚未成熟时，已然遇上外来的发达的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压制未成熟的日本文化的自然发育，使之在精神方面始终处于侏儒状态。前述的文化方面的大跃进其实主要只是在物质方面与部分的制度方面。 无论中国，无论欧洲，其精神文化都是在物质文化的发展上同步发展起来的，自身精神文化的建立绝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观念的东西很难超越。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不与其他民族发生文化交流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当这一交流发生时，往往使自己的文化产生新的活力，不但在物质文化方面增添新的内容，使之更显丰富，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方面有所更新而发出异彩。但不管如何变化，对于循序渐进的民族而言，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是齐头并进的，不会发生上下不整合的现象。无论是卡尔·马克思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是作为基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反映；或者是马克斯·韦伯所主张的：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就必然要兴盛起来；上两理论说的都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问题，尽管两人的观点完全相反。但是当一个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文化上的大跳跃时，情形就有些两样。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文化常常发生物质文化方面的跳越发展阶段的变化。但是跳越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也必须跳越精神文化的发展阶段，否则必然要发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痛苦的分裂现象。 日本人的不幸即在于他们的物质文化已经发生大跃进，他们的精神文化却产生分裂，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另一部分却依然停留在跃进前的水平之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付外部世界。这就使得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民族：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彬彬有礼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又蛮不讲理，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又常常一意孤行。[（2）]而且更要的是，这一切相反的行为方式又都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使人很难对日本民族的性格下一个准确的断语。 为了理解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 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被称为绳文文化的日本土著文化已经在日本列岛自生自长持续了八千年之久，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公元前三世纪，大陆上的稻作民族携带金属工具移来，使日本一跃进入水田农耕阶段，变成为弥生文化，日本文化似乎从婴儿一下子长成小孩。从绳文文化进入弥生文化并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外来文化侵入的缘故，只是这一外来文化的载体不是典籍或工具，而是移民本身。这些来自大陆的移民与土著居民，所以日本民族的主要成份还是绳文人，但大陆移民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知识具有土著民族的融合形成今天的日本民族。当然，在数量上大陆移民不会超过土著居民，所以日本民族的主要成分还是绳文人，但大陆移民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知识具有土著文化无可比拟的先进性，使得日本文化发生质的变化。因此有人借用后世“和魂汉才”与“和魂洋才”的提法，戏称这一质的变化为“绳魂弥才”，意思是：人还是绳文时代的土著，而精神却已步入弥生阶段。究其实，这时日本民族的精神文化有可能是伴随新知识新技术而来的新观念与新意识和绳文时代土著观念与意识的混合，而不一定全是移民的新观念，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而且没有文字的记载，今日已难得其详。但这种混合观念使日本得以在后来的八九百年时间建立了许多奴隶制的小国，而摒弃绳文时代的蒙昧状态，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把日本文化的发展比喻成原子核外层电子的跃迁，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这样的跃迁在日本历史上经常发生，上面的绳文文化到弥生文化是一次，公元六七世纪之交（中国的隋唐之际），又是另一次。这一次是圣德太子推行的“推古朝改革”与接踵而来的大化改新，又一下子将日本从奴隶社会推进到律令国家。儒家理念与佛教思想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而不幸的是在儒学和佛教进入以前，日本尚不存在可以称之为宗教或其他什么基本成形的意识形态体系，因而拿不出自己的思想尺度去衡量外来思想的异己度，亦即无法判明外来思想的好与坏，分别什么应该接受，什么应该排斥，只能囫囵吞枣照单全收。但是这时已可看出日本传统的天神的概念并不因为佛教与儒家学说的传入而隐退，而是与佛儒杂然并陈。大化元年（645年，唐贞观十九年）八月的诏书就有“随天神之所奉寄，方今始将修万国”的话。这种杂然并存的上层建筑，贯穿于整个日本历史以至于今。一方面全盘接受的是与当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先进的外来的意识形态，另方面又保留文化未跃进以前旧有的思想观念，两种精神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时差，又焉能不使整个日本文化时时处于矛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