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诠释学与文本阐释理论 ——跨文化视野下的现代构建 顾明栋(扬州大学)/《南京大学学报》，2017.3.60～78 与西方诠释传统相比，中国诠释传统似乎有以下鲜明的特点:一、中国的诠释传统注重文本阐释，并通过文本阅读理解产生两大诠释路径。正如西方的诠释学起源于解释基督教经典的宗教需要，中国的诠释学也兴起于解释国家首肯的经典的教义需要。如果说西方诠释学是宗教神学和哲学理论这两个既相关又很不相同的两大传统，中国的诠释学存在着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传统和处于相辅相成地位的道禅传统。由于大部分经典都是显而易见的儒家经典，中国的诠释传统是儒家的主流，极其重视政治灌输和道德教化。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十分有趣的传统。如果我们把统治地位的传统称为“政治伦理传统”，另一个传统可以成为玄学美学传统，这是因为后者发端于对文本情况的玄学关注和艺术关注。二、中国诠释传统经历了与西方传统相似的从封闭阐释走向开放阐释的发展之路，但是，中国传统到达那一目的地走过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径。如果说西方诠释学以思辨的理论性见长，而中国诠释学则以文本阅读的审美性见长。中国传统的开放性诠释兴起于阅读理解的批评实践，不像西方诠释学从一开头就讲究概念性探索，这使得中国的诠释学更讲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有关开放性的思想产生于经典教义与批评实践之间的冲突。三、中国诠释传统很早就注意到语言与阐释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孔孟的传统，还是老庄和佛禅的传统，都认识到，无论是对世界和存在的阐释，还是对文本的阅读解释，问题的核心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而且，不仅承认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不可或缺性，又认识到其局限性，因而提倡阐释的直观性、暗示性和审美性。这样的认识要早于西方至少两千年，西方传统直到近现代才意识到语言对诠释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对“言”与“意”、“名”与“实”关系的语言哲学探索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四、中国的诠释传统具有饶有趣味的悖论性和辩证性。一方面一些思想家和学者提倡“诗无达诂”，认为评论一首好诗的标准之一是看它是否包含“不尽之意”; 另一方面，整个诠释学传统都受到对作者最初意图的无尽追寻的支配，探索作者究竟是圣人、诗人，还是散文家。这在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中尤为突出。五、与西方传统相比，中国诠释传统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诠释的无穷开放性，而这一点在西方只是现当代才达到的认识。在中国传统中，诠释的开放性思想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开放性在中国传统中主要来自两大源头:对宇宙形而上学的探究和对经典文本的阐释实践。在文学开放性的哲学探究方面，中国传统远远走在西方之前。 文化生态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安全研究》，2017.3.36～56 文化生态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生物系统。它既具有社会性，同时又具有生物性。文化生态安全就是指在人与环境、人与人及人与社会这三者关系过程中，文化生态系统满足人类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条件。文化生态是一个关于人们生活方式、存在条件与状态的系统性概念。文化生态的良性化程度直接关系到在这个环境和条件下人们生活的质量。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互关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它既是人的文化行为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一切文化行为——在这里一切物质性生产活动也都是人的文化行为——的结果，具有“天人合一”的显著特征。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生态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外在的文化条件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文明进化过程中，在一定的空间条件下对不同生存条件下长期适应分化选择结果的一种存在性状况，包括生活方式、历史传统、风俗习惯、聚落形式、建筑风格等等物质的与非物质的状况。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许多重要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传历史、表演艺术、风俗习惯、节庆礼仪等，都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是维系民族社群存在的生命线，一旦这样的生命线遭到毁灭性破坏，那么失去的不仅是文化生物链的有机性，而且是民族存在的全部文化基因的谱系依据。而这恰恰是人类历史上一些民族和文化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罪恶的殖民时代实行的种族灭绝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依然有这样一些处在自然环境并不那么宜人的居民，哪怕是政府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提供非常好的条件，也不愿意离开那样一个恶劣环境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