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ther Davis and Etienne Turpin ed.Art in the anthropocene,Open Humanities,2015,pp.44-55. 2014年三月的《卫报》[The Guardian]上有篇文章预言，人为的气候变化将使工业文明在未来的一百年内瓦解。文章引人恐慌，但对布鲁诺·拉图尔来说，这算不上爆炸新闻。①几十年来，拉图尔一直在论证现代化是硝烟弥漫的；近来，他在2103年的吉福德[Gifford]讲座上提出，②面对盖亚带来的威胁与希望，需要进行一场政治复兴[revitalization of politics]。人类学家出身的拉图尔致力于对科学实践的分析，其目的在于重新理解[resituate]与主客体二分法相对的客观性认识论假设。通过对一个声称具有本体多样性的网络内部的诸多行动元[actants]进行阐释，他让人们看到，(主客二分)这样一个方向是彻底矛盾的。这些认识论上的问题既不是良性的，也不是中性的，因为它们与政治或我们对存在的感知不可分割。 至少从《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Politics of Nature：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以来，拉图尔就坚持指出，现代化计划必须让位给他所说的“生态化”[ecologization]，或者说我们必须懂得，我们与非人类世界是相互依存的，人类既身在其中也由其构成。他最近的著作《生存模式调研：一部现代人的人类学》[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AIME，2013]可被看成是对《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1991]的延伸和阐释，将观点完全反转，是为了清点我们的现代价值观，进而开始构成[composing]能够应对盖亚的人类的艰难工作。③这个计划不能再等，因为全球都已经开始强烈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而且影响只可能越来越糟。我有幸与布鲁诺·拉图尔一起坐在巴黎的AIME办公室讨论这些观点，以下经过编辑的文字记录的是我们在2014年二月的谈话。 希瑟·戴维斯[Heather Davis]：我想用您的一番话作为开场，是您在柏林世界文化宫[HKW]的“人类纪计划”[Anthropocene Project]上谈到的。您提出，人类纪所引发的情况之一，就是我们必须去理解科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由于一系列的生态灾难，我们已经不能再奢侈地相信这两个领域是截然分开的。您是否认为，作为这种瓦解的结果，我们看到科学中的认识论正大幅地移向其他构造世界的机制，比如叙述或者讲故事？ 布鲁诺·拉图尔：我觉得，人文学科的学者认为科学发生了很大改变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是有用的，因为它是将论点移出标准情境的一种办法，你会看到有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跟我们一样，认为科学和政治一直就是交缠在一起的，而大部分科学家，绝大多数，仍旧认为应该将二者尽可能区分开来。就这一问题，参与到生态与气候研究的一些科学家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一贯采用的防守姿态——也就是让科学尽可能地远离政治——再也不奏效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欢迎我们提出的替代方案，但至少他们肯听，跟以前那种要么危险、要么友好的相对主义的刻板科学研究不同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有变化的，我想在很多科学家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变化，而他们本人则受到其他科学家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攻击。那句常用的辩护词“喂，我们只是在做科学”已经毫无意义。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对世界、对盖亚所作出的陈述被界定为警告。如今，如果你说“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是440ppm”，已经非常非常难以用旧有观念去区分它是事实陈述还是价值陈述了。就算你说得尽可能客观，还是传达出“需要做些什么”的信息。因此，区分事实与价值，这种传统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式微了。 第三，鉴于人类纪自身的逻辑，你已经出乎意料且仍旧不明所以地深陷于你所研究的现象。科学来自对外部现象的冷静研究，这样的观点已经难以站住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壁垒瓦解了，是因为你说你本不打算卷入你所研究的事物已经行不通了。一位研究二氧化碳的化学家，无论他或她做什么，都已经完全进入一种反馈机制，跟经济学家卷入政治、社会学家卷入统计学是一回事。这就是必须不再对政治与科学做区分、改变二者分立的旧格局势在必行的第三个原因。我想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替代方案，但要说它受到科学家们的热烈欢迎显然是自作多情的。 希瑟·戴维斯：你认为这个替代方案是属于交际[diplomacy]模式还是叙事[narrativity]模式？ 布鲁诺·拉图尔：嗯，这就是我想要区分的。叙事是另一个相关问题，但它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哲学问题，对科学家来说更不好接受，即使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科学家，虽然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个问题很有趣。然而，如果你认为科学并非有关“数据”这样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有关获得数据的一个漫长过程，需要借助很多工具，需要依靠一整个科学机构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员，那么你可以追溯科学革命的起源，也就是对讲故事和数据生产做区分的开始。从这一点出发，就有可能想象其他事情：错综复杂的叙事或者定性—定量的数据集合，有很多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但我想这个说法更难以让科学家接受。他们已经准备好从科学—政治问题转移，那么他们是否也准备好了转到叙事问题呢？难度在于这些语汇，就像修辞学一样，难以积极地奏效。你跟唐娜·哈拉维能说通，但是跟我在巴黎七大研究二氧化碳的科学家朋友就很难说通了，就算他已经完全准备抛弃科学与政治截然不同的想法，也准备好了去谈论“二氧化碳的地缘政治”。我不认为你能转向叙事，虽然如果你加入地缘政治学、政治学、替代性期货，以及替代宇宙学的东西，可能会将科学家往这个方向稍稍推动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