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完全不考虑我们的命运。我跟同时代的年轻人聊天时，他们跟我差个两三岁，大家说的话都一样：跟十几岁的时候不同，我们不再希冀建立家庭、生育子女、拥有一门专业和理想。那些都过去了，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会是最后一代人、或者倒数最后的几代人之一；之后，一切都将终结。” 这段话出自小说《时间的溃崩》[L'Effondrement du temps]，作者署名为“L'impansable”[无法疗伤]，真实身份不可考。书中，时年15岁的弗洛里安[Florian]谈到了应该对我们的世界和未来负起责任的当代政客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成年人[L'impansable，2006]。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近来在自己的演讲中多次引用这段话，并将其收录于自己的新书《破坏创新——如何不癫狂》[Dans la disruption.Comment ne pas devenir fou，2016]中。《时间的溃崩》中弗洛里安的话洋溢着对末日来临的深切忧郁。而对斯蒂格勒而言，这不单单是一种抒情。2015年11月19日，在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后不久，斯蒂格勒在接受法国《世界报》[Le Monde]采访时表示，“漫漫长夜，我无法入眠，不是因为恐怖分子，而是因为担心我的孩子们不再拥有未来。”(Stiegler 2015a)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悲切以至对当前局势感到如此悲观？ 人类纪的震撼 要知道，斯蒂格勒所言并非夸张，只是陈述事实。诚然，有人因其对工作的未来、自动化、发表社论等问题的观点而称他为悲观论者。一名设计领域的年轻法国学者近日在博客上以“一位哲学家的终结”为题，不无愤懑地表示斯蒂格勒否认自己的悲观主义，也不欣赏新技术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Vial 2016)。关于到底谁否认了什么，这需要另起一篇文章详述。但我们必须承认，数字领域的学者往往无条件地满足于新的数字基础建设所带来的各种新气象，而不觉其有任何问题，这正是斯蒂格勒称之为典型的“否认”[dénegation]。在新书中，斯蒂格勒将弗洛里安的控诉与爱德华·斯诺登、切尔西·曼宁(原名布拉德利)、朱利安·阿桑奇等“泄密人”所揭露的震撼事实相提并论，同时，他将这些统称为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语境中的“直言”[parrhesia]，不仅仅是“坦率而自由”的表达，而且是坦率且富有勇气地说出真相。在斯蒂格勒看来，这真相过于沉痛、骇人且匪夷所思，几乎所有人都选择视而不见，因为这真相不仅关乎人类可能面临的末日、甚至几乎预示了这种末日或至少是人类文明之末日已近在眼前。 其背后的原因是多元的：全球气候和生态危机、资源枯竭、军事发展、数字工业化、随着对人类种种关切和欲望的掠夺而日益失控的消费主义——这一系列现象不可避免地引领我们走向末日。若我们无法逆转此类毁灭性趋势，人类或许不久便将遭遇灭顶之灾。斯蒂格勒认为，当今哲学的第一要务是对弗洛里安的“直言”做出回应。 在一篇刊于2012年《自然》杂志且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Barnosky et al.2012)，许多气候科学家谈到地球生物圈面临的大规模变化，其后果虽难以预估，但多半是灾难性的；如果各国不能尽快联合起来，将对生物圈的“人为影响”导向良性轨道，那这种可能性成真的几率更高。这种元问题[meta-]、或曰超棘手问题(按政策圈的叫法)可谓现今大家所说的“人类纪”之精髓和要务。“人类纪”一词诞生于2000年，最早由荷兰气象科学家、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提出，用来指代新的地质年代。根据克鲁岑的观念，人类至少自18世纪末工业革命以来便已进入这一新的地质年代。这一假设现已被广泛接受，根据其描述：“人类”(希腊语写为“anthropos”)或至少部分人类已经成为最突出的地质因素/作用物，对于生物圈的影响较其他所有自然因素都更为剧烈。因此，不论我们愿意与否，人类在事实上的确应该对生物圈以及自身命运负责。 人们普遍认同二战后开始的所谓“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最终导致了法国史学家克里斯多夫·博纳伊[Christophe Bonneuil]和让-巴蒂斯特·弗雷索[Jean-Baptiste Fressoz]所称的“人类纪的震撼”(Bonneuil and Fressoz 2016)：即人类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对自我星球生命维持体系产生大规模毁灭性的影响。关于这会对人类产生什么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各种预测不一而足；但是，甚至连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这样代表着谨慎主流观点的机构也已被迫对其预测进行持续调整，对前景作出日益悲观的预判。而最极端的预测，如按照美国生态学家盖伊·麦克弗森[Guy McPherson]的说法，在三十年内就会出现人类灭亡事件(McPherson 2013)。 在此，我们希望从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纪。前者关注人的存在与责任；后者聚焦我们必须强调的政治斗争。人类纪这个词本身是矛盾的，一方面让人误以为人又回到了中心位置。2015年，在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不久，菲利普·德科拉和凯瑟琳·拉雷尔[Catherine Larreri]共同在巴黎组织了名为《如何思考人类纪》的研讨会，会上有一名科研人员便提到这一点。他傲然地表示，这是继哥白尼式革命之后，“人”首次再度发现了自己的中心性。另一方面，这场革命也是全球变暖、生态系统普遍遭遇破坏、生物多样性严重下滑的罪魁祸首，有些作者(如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称之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而究其原因，正是由人类自己一手造成的(Kolbert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