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兰：我们有一小时的时间，或者多一点点，来谈人类纪。时间不太多，但我们可以试一下。人类纪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领域。你们都是哲学家，让我们回到康德提出的四个最基本、最经典的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能够期待什么？”“我应当做什么？”当然还有“谁是人？”“人意味着什么？”我想这些都是跟人类纪相关的重要问题，因为现在正发生什么？将会发生什么？会不会还有未来？我应当做什么？这个责任是相当巨大的。谁是这个正成为一股地质力量的anthropos(古希腊语：人)。我想，我们必须从最后的问题开始：谁是人？今天谁是我们？谁是anthropos？或者斯洛特戴克教授想先开始？ 斯洛特戴克：我会说，这个问题自从康德提出来之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认同的问题，而是定位的问题。我们可能更倾向于这样提问：人在哪里？或者人类在哪里？在人类学的反思里有一个拓扑学的转向，而在人类纪这个新的概念的创造里我们听到这个回响。人和地球开始了一种新的关系，因为我们不可能再装成是自然永恒背景前的唯一主角。自然已经放弃了背景这个角色，自然成为主要的角色。这正是人类纪这个双曲[hyperbolic]概念所象征的。 朵兰：斯蒂格勒教授，您可以也回答这个问题吗？ 斯蒂格勒：当然可以，我同意斯洛特戴克所说的，但我有不同的答案。今天，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已经不再跟康德的相同，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有“在地”[locality]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和世界[Welt]或者氛围[Umwelt]的关系。我们现在知道，人类正在处于不断的转化过程中，或者不再可能回答康德的这个问题，或者我们必须从这个问题走到另一个问题去。谈到康德，我们必须也要记得康德对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评论。赫德在康德之前就解释说人是由工具转化而来的身体，这个发生论[genesis]对哲学来说很重要。我们无法避免这个问题。我自己认为人的问题是技术[technics]或者科技的问题，因为人是生物或活着的存在。但这种存在由它的活动所转化，这种转化导致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纪。人类纪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处境：它是一个困境。我认为我们今天对人的问题的提问必须从人作为生物，转移到非生物的存在，这些不只是他的工具，而且是人工制品，也是我们所说的体外化[exosomatisation]。 朵兰：我们需要将问题从生物转移到非生物？ 斯蒂格勒：是的，不只是一般的非生物，而是被组织的非生物的存在。我认为虽然康德打开了提出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但他也不可能回答，这个大问题是关于有组织的非有机的存在物，这些不是生物，但它们也不是物理的客体，它们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维度去理解宇宙。 朵兰：因为我们都已是科技的存在？ 斯蒂格勒：是的，但这个说法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它立刻就引进了生产工具这个问题，也这是关于这里、这个地方、在地的问题，它由人工的器官所产生，而且不能被简化为生物的环境问题。 斯洛特戴克：或者我应该重新回到康德的立场，它比起我们今天所处的舒服多了。当康德回望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类学教条的帝国，里面的人被设定为新的肖像。对于康德，这种讨论太过有热情了。但起码对他来说，人类绝对是理性的载体，而且还能有一个卓立的地位，特别是人类对于他们自己有责任，那是不可思议的。 每个人都是理性[ratio]的职员，就好像在新教里，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教士。对我们来说，现代人不再是神的肖像，而是另外一种骇人的东西。我们创造了一种怪物的肖像。这种怪物一早已隐藏在神身上，因为神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没有感情，对受难的无动于衷。我这样理解贝尔纳刚说的，这个怪物的非生物的方面通过技术革命变成了现代生活最突出的地方，这个革命在中世纪后期已开始，在18世纪引进了蒸汽机后达到了顶点，因为打从18世纪开始，我们有了一种新的工人阶级，而且是一种前人类的或者非人类的工作阶级：那是一种燃烧的阶级，我们曾称之为物质或材料。是它们在干活；这个庞大的马克思主义迷思是用来隐藏这样的事实：在这些工人后面还有一个非人类的超级工人，其实是它干了大部分的活儿。释放了这个怪物，这个在文明的表面背后的超级工人，导致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纪。在我们周边有太多的怪物，还有巨人。 朵兰：您能再解释一下这些怪物吗？因为我理解您所说的，有一些非理性的，或者跟康德所说的理性相反的东西被释放出来了。 斯洛特戴克：那是前古典形式的能量。古典物理的假设是，能量的存在总表现成某种形态，所以它狂野的一面被收敛起来。我们不可以忘记古希腊神话有两个世代的神：巨人和奥林匹克山的神。奥林匹克山的神总处于那些被链锁起来的巨人的压力之下，我的感觉是现代性[modernity]正是将这些巨人的力量从锁链中释放出来，它们正是奥林匹克所创造的世界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