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缘起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生产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随着异质文化的不断进入和渗透，被裹挟着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地方文化越来越失去其独特性和地方“意义”。不同社会和民族的物质文化，诸如建筑、服饰等，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麦当劳化”①趋势。对此，一些学者忧心哀叹，提出了“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②“非地方性”(non-places)③和“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④等概念，用于描述地方性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渐趋普遍化、同质化、一体化的景象。与此相对应，也有学者看到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再造和“地方感”的重建，包括歌舞、习俗、节庆等在内的地方传统文化正在普遍复兴，进而提出“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⑤的概念，来概括并解读全球化大势下地方性重构的现象。 在1949年以来先后涉及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和全球化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⑥“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现象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作为民族表征和区域特色的民族文化符号往往以当地文化“去地方化”或“再地方化”的形式而被生产、流通和消费。曾经家喻户晓的“阿诗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阿诗玛”作为云南石林彝族支系撒尼人世代传唱的民间叙事长诗，在经历了建国17年间的文化征用和改造，以及近半个世纪的大众媒介传播之后，逐渐演绎为一个讲述着国家化叙事且无关于乡土社会语境的媒介文本，呈现出典型的“去地方化”特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消费的兴起，“阿诗玛”因其极具特色的民族性、艺术性、符号性及其潜在的经济价值，成为石林县大力挖掘、打造和利用的地方文化资源，在重回乡土的过程中，“阿诗玛”又呈现出典型的“再地方化”景象。 人们通常认为，这是许多欠发达地区利用当地的民族文化资源来发展地方经济的普遍做法。然而，我们的田野调查发现，“阿诗玛”的“再地方化”绝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单方面作为。从官方主导的地方文化景观再造，到民间草根的多元话语建构，地方的多种力量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和诉求介入其中，在共谋、争夺和博弈的杂糅中，共同推进了“阿诗玛”的“再地方化”。因此，本文试图通过“阿诗玛”的个案分析，来探讨以下问题：(1)在文化生产中，一个已被国家挪用而“去地方化”了的民族文化符号如何被“再地方化”？(2)什么原因及哪些力量在推动着民族文化符号的“再地方化”进程？(3)民族文化符号在“再地方化”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文化资本争夺与博弈？通过这一个案，本文试图具体呈现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地方与民族文化变迁的路径、逻辑和机制，并以中国的个案，彰显“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概念的理论内涵，丰富现有文献对它们的阐释。 (二)“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对核心概念的理解 “地方”是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与“空间”相区别，“地方”的核心在于人的意义的投入，⑦“地方”进而成为建构地方认同的场所。⑧在全球化时代，地方事件常常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相联系。⑨资本的全球化并未如奥布赖恩(Richard O'Brien)所说的那样导致了不再具有意义的地方，反而，全球的普遍性与地方的特殊性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关联，由此，全球化成为一种复杂的相互联结机制(complex connectivity)，⑩“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概念表征的正是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向连结关系。(11)其中，地方力量在实施地方建设过程中既需要利用全球资本，同时也必须保存地方性以对抗资本的扩张。(12) 20世纪末，人类学家海曼(Josiah Heyman)在研究墨西哥有关地区的建筑时提出了“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的概念。他认为，外来的、标准化的建筑材料逐渐取代本地产的材料的过程标志着本土文化的流失，“去地方化”所指涉的就是这种外来的物质文化涌入地方并取而代之的现象。(13)区域经济学家芬斯特拉(Robert C.Feenstra)也研究了“去地方化”现象。他认为，“去地方化”原先被认为是一长串的生产过程中的分裂，它造成生产空间的另一个变形，包括但又不仅限于国际化、内部调解贸易、产品内分工以及比较优势。(14)2007年4月，在波兰召开的以“移动前沿：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布局的变化”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上，“去地方化”的概念被定义为：在国家、区域或全球尺度对产业的空间结构进行调整。而路易斯·拉布瑞德斯(Lois Labrianidis)则用“去地方化”的概念来“描述跨越空间进行分散生产的各种方式，尤其是在国家之间。”(15)这些论述显示，“去地方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个空间过程，指涉的是全球化在地方产生的影响。 英国人类学家菲利普·托马斯(Philip Thomas)1998年在分析马达加斯加乡村建盖民居的过程中发现，当地居民使用的建筑材料并不完全产自本地，大部分甚至来自于国际市场的标准化产品，参与建盖民居的建筑工人大多也是外来人口。在托马斯看来，外来建筑材料的消费过程同时也是当地民居“意义和价值”(meanings，uses and values)的再生产过程。他从而认为，“去地方化”的同时也伴随着“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的过程，地方通过消费外来材料以延续当地文化。他还发现，当地民居建筑的“再地方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纳入的过程，即人们通过空间和仪式行为将非本土的生产材料纳入当地文化模式之中；另一种则是输出的过程，包括国际项目的移民，他们把房屋建造在马达加斯加之外的其他出生地，作为一种当地民居的延续并保持与祖先之间连续性的意义关系的手段。因此，托马斯认为，不仅本土产品可以被全球化所占用，同时全球产品也可用于地方化生产之中。(16)国内有学者沿袭托马斯的研究思路，探讨了闽南某回族社区在打造“体现民族特色”的建筑过程中外来建筑风格的“再地方化”，指出该社区的“再地方化”是地方政府在商业和利益的驱动下进行的，并造成了地方政府与民意之间的紧张关系。(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