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员有时被称为父母官，而西方人通常称之为政客，不少西方人常常对政客进行调侃和嘲笑，许多中国人则对官员十分尊敬和期待。对于同一公共政策，同一家庭的成员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些现象的背后都闪现着文化的影子。在政治生活中，文化时常出现。一九九三年的《曼谷宣言》提出了著名的“亚洲价值观”，此后被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进一步宣传和推广。“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认为亚洲地区持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如重视家庭、尊重权威、决策中强调共识、社会群体高于个人等，由此产生了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排。文化也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是一个典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实证主义政治文化研究兴起，产生了如《公民文化》《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等诸多经典著作，与此同时，跨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态度调查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涵盖全球大部分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全球晴雨表调查。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主流的政治学期刊已越来越难看到以政治文化为主题的文章，相关的学术专著也越来越少，新一代的研究者转而分析政治态度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政治文化”一词越来越少地被提及。学者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研究并没有为后来者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相反，政治文化研究越来越走下坡路，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在政治文化研究低迷之际，长期研究中国民众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学者史天健(Tianjian Shi)跳出国别研究的旧有路径，在二○一五年出版的遗著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以下简称“史著”)中，提出了一个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为本领域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 政治文化的两种分析视角 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与文化相关的词：文明、文化、道德、价值观、符号、态度、观念、观点。政治文化的定义一直是本领域的研究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大致有两种视角：实证主义视角和解析主义视角。实证主义的文化研究者将政治文化界定为人的内心态度的分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在《公民文化》一书中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人对政治现象的心理评价”，而一国的政治文化则是该国所有成员对政治现象的评价的类型及分布。将政治文化界定为民众内心的态度为实证测量政治文化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基础，研究者因而可以采用跨国问卷调查的方式来了解一国受访者的政治态度，并通过分析特定政治态度的分布推断一国的政治文化类型。与之不同，解析主义的文化研究者反对将文化视为个人的心理认知和评价，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文化为人的行为提供意义，具有集体和公共性。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提出：文化是表演的文件，它提供的意义是公共的，并不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格尔兹把文化定义为纯粹的符号系统，他的经典说法是：“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而文化就是这些网。”解析主义的文化研究者主张将政治文化的分析聚焦在社会话语流上，同时通过关注政治行为解析其背后的文化形态。 在史著中，史天健试图综合实证主义者和解析主义者的看法。在对文化的认识上，他呼应解析主义研究者的观点，即文化赋予社会行为以意义。他指出：文化约束乃至决定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界定，而不简单地增加或减少某些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不应被看成另一种类型的政治资源。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个人对政治现象的态度的类型和分布，一方面忽视了文化的公共属性，尤其是外在的文化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无视政治文化与其他领域文化之间的内在共通性。史天健主张采纳解析主义的文化认识论，但在文化分析的方法论上，他又与实证主义者站在了一起。他不赞同通过分析人的行为来解析文化规范，因为人的行动与其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行为的模式(Patterns of Behavior)并不能赋予行动(Actions)以意义，只有行为模式背后的文化才能赋予行动以意义。作者也不认同通过深描和解析来分析文化，在他看来，一个政治文化的操作化定义依然是可得的，研究者进而可以进行测量和比较，并发掘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书中，政治文化被定义为“一系列的规范组合(a body of norms)，它规定一群人行为的准则，并将该人群与其他人群显著区分开来”。 史天健综合解析主义的文化认识论和实证主义的文化分析方法论，试图沟通两派，将解析主义视角对文化的认识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框架中来。但应该看到，两者存在很强的张力：解析主义视角强调文化的集体性，注重情境、文本和话语，在这些研究者的眼中，文化研究是探索意义的阐释性学科，不存在一般规律；而实证主义方法论强调简洁性、有清晰的测量、有明确的因果链条，目的在于发现规律。在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张力的普遍存在，最为突出的是解析主义的文化认识论与实证主义的问卷调查方法互不匹配。遵循解析主义对文化的认识，文化研究的中心工作是分析这个社会存在哪些社会规范，以及这些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解析主义视角强调，在研究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时，不能带着自己的先验认识进去，需要研究者深入到这个文化情境中去体会，然后通过“深描”(格尔兹语)勾勒出来，民族志和话语分析是常用的方法。相比，问卷调查则不甚合适：首先，问卷设计发生在调查之前，问题和选项的设计往往反映的是调查者，而非被调查者的文化价值观，削足适履的状况常常出现。其次，问卷调查的时间太短，调查的执行者只是在向受访人询问标准化的问题，无法关注和体会当地的文化环境、符号和行为。在解析主义视角看来，文化符号、仪式和社会行为等非个人态度层面的东西，才应是文化研究关注的核心内容。最后，虽然作者反复强调文化不等于个人态度，但在实证部分，他依然走的是沿着态度去反推规范的存在，然后由规范去反推文化传统的路子，这依旧走向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民众的政治态度上，而不是解析主义视角强调的集体层面的东西，如是否存在符合儒家文化传统的仪式、符号、行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