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6-0006-08 在过去几十年的文化概念之中，固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含糊性。为了理解这种含糊性的根源，我们必须追踪这一术语在其应用中的历史演变。 文化这一术语出现在公元前6—7世纪的希腊。在那时，阿尔奇洛科斯(Archilocus)、莎浮(Sappho)和阿那克里翁(Anacreon)最先体验到了“在欲望与责任以及责任与必然之间存在的那种不和谐”，以抒情诗为媒介，他们将这种个人体验转化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在那时，人开始被视为一种“个性的存在”以及“对个性的拥有”；在利用自然之时，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的“技艺”(techne)，即关于操纵与转化以及关于形塑与创设的技艺，这种技艺使他们能够操纵所有的事情，包括人的个性。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发现的原创性，那么就会发现古希腊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把这个世界，包括精神的世界，作为一个教化的对象而予以文明化的国家。 希腊的文化概念通过普鲁塔克(Plutarch)的著名比喻而载入史册：只有当灵巧娴熟的农民在土地上耕种，并且克勤克俭地遴选品质上乘的种子，方能结出丰熟甜美的果实。人也同样需要最好的种子和最悉心的培育。通过“农业的”(agri)和“灵魂”(animi)两方面的培育，我们能将不毛之地变成沃土，将未开化的变成完美的，将桀骜不驯的变成驯顺的。土地通过耕作可以变成一片橄榄林或者一个葡萄园。人类通过哺育(breeding)而成为人。人的这个进程是在导师帮助下实现的，导师根据自然所赋予的原初质料而形塑了人类。导师播撒了人类生活方式的高尚的种子，并致力于收获成熟的果实。导师的努力和他们所使用的种子，是“灵魂的培养”(cultura animi)的两个要素。 那种被智者学派和普鲁塔克所强化的语义学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今通行的用法之中。因此，我们提及一个“有文化的人”(cultured person)并且呼吁“文化”的推广和传播，我们因为他们的“文化”(culture)而称赞他们，或者因为他们“缺少文化”而谴责他们。通过哺育而获得文化的理念深深根植在人类的思想之中，与此同时人们相信文化是善的、值得赞美的。 积极地去争取人类自身的完善，这本身预设了一种“哺育的理念”(breeding ideal)。在这一语境之中，文化显然成为了一个有倾向性的或是评估性的范畴。不是每一种行为都能被视为“有文化的”(cultured)，人的生活方式要么被认为是“有文化的”，要么就被认为是“没文化的”(uncultured)。再或者说，根据它们同这一理念的接近程度，将它们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排列。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传播等同于将人形塑成他从前不曾有过的样子。这一进程的理性基础对所有的哺育系统(breeding systems)都是一样的，但每个系统根据其理想的文化模式而填充不同的内容。 千百年来，阶级支配为建构理想典范的教养提供了基本的机制，并由此成为一个评估文化的概念。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通过文化来施加一种关于其生活方式的普遍认同，并以此来行使对民族或群体的意识形态统治。例如，贵族或艺术(Areta)的德性准则为希腊的文化理念提供了一个典范。 千百年里，阶级范畴与两类人的区分相吻合，这两类人是：一类人为了生存而必须工作，另一类人无须工作就可以生存。基于此，文化开始同非物质的、精神上的、智识上的东西联系起来。除了武士占据社会等级之顶端的时期，如克洛维(Clovis)及其德意志继承者的“黑暗时代”，其他时期精神上的价值都比物质上的价值等级更高。在这些社会中，文化的主要理想已经是思想深植于艺术和哲学之中的精神精致的人，而且教养的目标已经是使艺术和哲学对人们而言通俗易懂。 然而，与社会结构相比，文化的分化已经具有了一种区分功能。在那些种姓制和庄园制的社会中，保持着严格的社会等级区分，而且社会流动实际上也并不存在，只有那些“上层阶级”才可能与文化保持密切的联系。文化产品并非每个人都可触及，且不能单凭个人努力而获得。相反，它们被那些处于特定社会等级的人们所占有。在这种语境下，文化被用于为上等阶级的优越性作辩护，而且也作为那种优越性所不可或缺、不可转让的特质。 在这些社会，同样的文化产品作为区分的记号长时间发挥作用。由于这些产品抵制传播，所以它们不会过时。它们总是与特定的阶级联系在一起，并且表示了一个与之处于相同特权地位的社会等级。因此，文化方面越是缺少“民主”，就越是稳定的、不变的和停滞的。相反，与文化的理想模式有关的产品传播的有效社会机制一旦被发展，例如一种文化的民主化机制得到发展，文化产品就被剥夺了其语义—结构上的功能。另一方面，文化产品的区分功能始终需要新的符号，这种需求非常有效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因此，文化的民主化是文化发展的最好保证。相反，种姓倾向则预示着不可避免的停滞。在这些情况下，创造性在一种永恒模式的无尽转换中找到出口，就如同拜占庭的绘画、土耳其的羚羊和阿拉伯的饰品。形式花样翻新，但是罕有新的模式或内容。 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呼吁改革社会结构，要求废除阶级特权，也要求为文化辩护。自古以来，文化模式一直作为欧洲文明的理想而发挥作用，但它一直为阶级社会中特定人群所占有，如今却应当变得可以普及。在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计划中，文化的民主化是一个主要元素，也是那个计划中最为“欧洲化”的元素，因为它受到“人类通过文明化的过程而走向‘成熟’”这一独特的希腊观念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