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56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7)03-0168-10 托尼·本尼特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家，他的文化理论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文化研究的实践向度与实用功能，文化研究不应停留于传统的文化批判层面，而应该转向文化治理、文化政策、文化改革等具体文化问题，将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转化为具体的文化行动。本尼特早期受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等人影响，其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康德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结构主义的理论痕迹。同时，本尼特又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影响，使得他对文化研究的过度理论化保有一份警惕。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本尼特试图通过辩证综合的研究，打破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文本形而上学，将文化与文学研究导向历史化与社会化的经验主义场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本尼特受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影响，开始关注葛兰西，并与霍尔等人共同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20世纪90年代，受福柯影响，本尼特对葛兰西那种注重文化与意识形态宏观性分析与研究的理论路径产生怀疑。在《文学之外》中，本尼特开始强调葛兰西与福柯的理论融合，力图从葛兰西与福柯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本尼特认为，葛兰西与福柯的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深入剖析了政治与文化权力的微观结构。福柯强调话语运作对权力的生产与播撒，葛兰西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福柯强调把社会技术看成社会管理目标大众的行为功能，进而导致对身体/灵魂的关注，葛兰西则强调意识形态在组织文化、道德和知识分子对人民的领导地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福柯的理论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纯粹抽象的批判，而是实质性和具体地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提供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的权力关系结构变化的论述的较为成熟的替代选择。”“葛兰西的理论也成了出发点，因为，已经证明，它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最为开放和适应性最强的传统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来说，这一点尤为真实，在文化研究中，由于解构主义和话语理论的当代发展而扩展的短语‘重新思考葛兰西’，已经导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假定达到和超越了它们的极限。”①沿着葛兰西与福柯开辟的理论路径，本尼特从英国文化研究过于注重文本研究的理论传统转向文化政策、文化治理、知识分子的具体文化实践等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文化政治的特征。本文结合本尼特对葛兰西与福柯理论的理解，反思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及其文化美学的实用政治内涵。 一、什么是文化治理：从葛兰西、福柯到托尼·本尼特 文化治理作为一个极具现代性意味的理论范畴，最早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它标志着文化开始进入意识形态的生产与治理领地，体现出政治权力运作范式的革新。在谈文化治理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何为治理。所谓治理，强调的是与统治权完全不同的一种权力模式。全球治理委员会曾对治理作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互相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见治理强调的是民主社会权力的协商式结构，而非权力的单向度运作。文化治理是治理理论的一种，其主要意思是对文化的治理，以及运用文化进行治理。如何理解文化治理？首先，文化治理传达出一种新的文化与政治理念，即民主政治与共同文化的理论构想。在传统君主制的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统治下不存在文化治理，只有文化管理或意识形态管控。极权主义不存在文化治理所需要的自主性空间，也就是相对自治的市民文化领域。文化治理强调的是通过文化实践达成权力的协商与联合，进而形成广义的政治意志，最终构建和谐的文化秩序。可见，文化治理不是单纯意识形态的机械传输。其次，文化治理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文化治理主体不再只是政府机关以及纯粹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是包含市民社会的各种文化机构，以及作为文化实践者的公民个体。文化治理的主体由政府主导的一元论模式转向不同的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多元互动模式。再次，文化治理不再仅仅表现为政府在文化政策与文化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单向度的文化管理，而是变成了政府主导，社会文化机构、经济与文化资本、文化媒介、文化教育、公民的文化实践等共同形成的文化运行模式。在这个复杂的文化运行模式中，文化治理体现为对不同文化权力的平衡。当然，其中也必然形成主导文化、剩余文化与新生文化之间的博弈与冲突。通过对文化治理概念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文化治理理论是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福柯的微观权力学、治理术等基础上形成的。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正是在综合葛兰西与福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带有后马克思主义症候的文化政治理论。 葛兰西对本尼特文化治理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文化的政治化。在葛兰西那里，文化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自律性审美文化，也不像英国早期的利维斯、罗斯金、阿诺德等人所说的高雅文化，而是与政治权力要素融合在一起的意义世界。安德森说，葛兰西“把文化领域上层建筑的自治和功效当做一个政治问题，并联系到和社会秩序存亡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作理论性阐明”②。在葛兰西那里，文化具有了政治的价值和功能。“文化在其各个不同的阶段上把或多或少的个人联合成为人数众多的阶层，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有着不同程度上的相互了解等等。”③这些思想对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次是葛兰西对权力的微观分析。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表达了一种新的权力观，即权力辐射、弥散在整个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之中。权力具有历史性与生成性，权力总是处于不断地建构与解构的动态过程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霸权逻辑中形成的是协商式关系。斯蒂夫·琼斯说：“葛兰西否认权力是个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的概念。相反，他将其设想为一个发展中的过程，即使在某个统治阶级或集团不再能产生赞同的时刻也是有效的。”④葛兰西对权力的看法使本尼特认识到，将文化研究完全限定在宏观的意识形态批判领域，难以真正厘清权力运行的逻辑，必须深入微观的文化现实，如博物馆、画廊、音乐厅以及文本阅读等文化行动之中。再次是葛兰西文化与政治理论中的祛阶级化路径，为本尼特提供了激进民主的文化政治想象与实践资源。葛兰西虽然没有放弃阶级革命的理论，但他的霸权、集体意识等思想，其实是用共同文化与平等的世界观等理论解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葛兰西说：“历史的行为只能由‘集体的人’来完成，要达成一种‘文化—社会’的统一，必须以此为前提：具有异质的目的的、多种多样的分散的意志，在平等的共同的世界观的基础上，怀着同一个目的而焊接在一起。”⑤拉克劳与墨菲认为，“集体意志”表现出葛兰西强烈的去阶级化的民主意识，“对于葛兰西来说，政治主体严格地说不是阶级，而是合成的‘集体意志’。领导权阶级所连接的意识形态要素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⑥。本尼特看到了葛兰西文化政治理论的反历史决定论与阶级还原论的理论指向。循着葛兰西开辟的理论路径，本尼特用文化治理理论修正了左翼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并同拉克劳、墨菲等人的激进民主思想保持了一致。最后，葛兰西不再强调知识分子抽象化的道德与美学身份，而是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虚幻镜像，充分关注知识分子在具体文化实践中的启智性功能。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启发了本尼特，在本尼特那里，知识分子不再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萨义德的“向权力说真话”、站在权力对立面的知识分子，而是参与到具体文化实践过程中并促成实际政治行动的实践性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