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步履已悄然逼近21世纪。 面对新的百年和新的千年，人们异样兴奋而又惴惴不安，呈现一种“世纪之际的焦虑”。这是因为，今日人类面对的机遇与危机都是前所未见的，其生存状态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以20世纪初叶电气化、20世纪下半叶电子化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使人类的工具理性空前张大，拥有了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积累了超过以往世纪总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互关系领域出现复杂的病理反应，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①]——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都显示出程度不同、形态各异的病兆。于是，对人类未来的预测蜂起。 一、前景估量：悲观的与乐观的 对人类前途的系统预测，除中世纪某些神秘主义者的臆断外，现代西方主要由未来学家和生态学家提供。神秘主义的臆断不足为训，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等未来学家的假说却启人神智，但更值得重视的是生态学家的意见，因为这是从较为真切的实证材料引申出来的论断。 西方生态学家对人类的未来，有悲观的与乐观的两种推断。悲观论的代表作，一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卡森著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出版）。当多数人浸沉在科技成果带来好处的欢乐之中时，该书却指出：化肥、农药、杀虫剂对生态环境将造成破坏，人类如果不及时防范，便有可能自毁于科技成就之中。这种意见一度被视作危言耸听，遭到广泛批评，但不出十年，人们便感受到这种警告是何等正确与有益。1972年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对《寂静的春天》一书给予高度评价。二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D·梅多斯主撰，70年代作为罗马俱乐部报告面世的《增长的极限》（或译作《发展的极限》）。这份报告指出，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降，人类沿用的生产方式一直是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靠大量投入取得经济发展。如果人类继续这种掠夺式增长，继续高能耗、高物耗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享受的生活方式，人类将耗尽地球，总有一天自身会走上绝路。这份报告还列举了各种自然资源被耗尽的具体年限。 与上述意见形成对立一极的是，一些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沿着启蒙思想和进化论的故道，对前途抱有充分的信心，认为被理性和科技武装起来的人类可以克服一切前进障碍，不断向地球的深度（如数百、数千公尺以下的岩层）和广度（如海洋）进军，获取更多的资源与能源，并开拓新的资源与能源领域（如将水分解为氢和氧，赢得取之不尽的新能源），甚至向地球以外的星体（月球、火星、金星等）求取资源与能源的可能性也将逐渐转变为现实性。因此，资源枯竭的危险并不存在，至少不是一种近期威胁。乐观的预测者还根据地质勘探的最新数据，揭示罗马俱乐部列举的石油、煤炭、各种金属矿藏开采告罄年限是夸张的不实之词，从而对《增长的极限》加以嘲讽。 在悲观的和乐观的两极论说面前掩卷默思，我们固然为乐观论描绘的人类光明前景感到鼓舞，也为其纠正《增长的极限》的某些不精确估算而折服，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寂静的春天》和《增长的极限》所提供的基本理念是值得深长思之的——资源匮乏、人口爆炸、自然生态恶化并非子虚乌有的妄说，而确确实实是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二、“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在探讨人类前景问题时，东方智慧可以提供超越上述悲观的和乐观的两极论说的精神资源，这便是中华元典精神[②]的一个重要侧面——忧患意识。 有人把西方基督教文化称之“罪感文化”，把中国文化称之“忧患文化”。基督教从“原罪说”引申出“赎罪——救世说”，构成西方文化的心理传统；而中国自三千年前的殷周交替之际即已形成，此后又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富于远见的理性思维，十分有益于当下人类。 经历了殷灭周兴的大事变，作为胜利者的周人（特别是其杰出代表周公、召公）并没有骄傲与狂妄，他们不为眼前的成功和安定所陶醉，而是从泱泱大国殷朝的灭亡中洞察到天命的无常、政权的可变，从而忧虑周朝有可能重蹈覆辙，担心继承者的荒怠，告诫他们兢兢业业地尽责尽职，发挥主观能动性，防微杜渐，以避免危难的到来。这便是《易传》所说：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这段话后来简化成中国著名的成语——“居安思危”。 春秋末期的孔子把周初哲人的“居安思危”从“忧位”（担忧丧失统治地位）推广到对学说、真理的忧患，即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③]战国中期的孟子从民本思想出发，又将忧患意识拓展为“忧民”和“忧天下”，并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④]的名言。 作为时代使命感的产物，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史的贯穿性理念，各种流派，各个时代的哲人都有类似警句——墨子忧叹“华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⑤]庄子“蒿目而忧世之患。”[⑥]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⑦]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⑧]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⑨]凡此种种，莫不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崇高而博大的忧患，是超越眼前利益，为子孙万代着眼的忧患，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忧患意识当然与盲目乐观恰成反照，但也不是对前途的悲观绝望，而是从历史责任感出发，对潜在危机的洞察和预防，也即《诗经》所言“未雨绸缪”[⑩]，《易传》所言“见险而能止，知矣哉”(11)，“思患而豫防之。”(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