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近思集录是从我自1994年下半年至1996年底所写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自然还可以多摘一些，但由于篇幅所限，只摘出一些有关近年反思和一些笔者感触较深的片断。其中有数则曾在第十期《学人》中披载过，但因为与这里所集一些篇章有关，可互相参照，所以仍收入了。 1997年3月1日作者记于清园北窗下 一 最近有人将大陆学人开始出现探讨学术的空气说成是学术出台思想淡化。其实完全用不着担心，这种学术空气还十分微薄，简直不成气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研究也不会成为可以和其他文化活动抗衡的力量。只要看看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是什么读物就可以明白。我们的文化研究有以西学为座标的老传统，也有以论带史的新传统。前者主宰文化界已70多年，后者也将近半个世纪。伴随着这股潮流而弥漫文化界的仍是“阶级斗争工具论”的变种和趋新猎奇的浮躁之风。在这样的文化市场上，要使学术挤走思想，恐怕无异梦想。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深化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会被救亡所压倒，被学术所冲淡。 这里顺便说一说，长期以来，在学术思想领域里散播了过多的仇恨，这还不是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所产生的那种矛盾，学术思想领域本身也存在着问题。鲁迅是我从青少年时代起一直膜拜的作家，读他那些在表面冷静外壳下，抑制不住迸发出来的激情文字，使我至今仍感到灵魂上的震撼。但鲁迅也不可能超凡入圣，他也有他的缺点和局限。他曾自称身上存在着法家的峻急和老庄的随便。如果我们看不到他那宽阔的胸怀，只把他在激愤时所说的意见，如称自己吃鱼肝油不是为了爱他的人，而是为了他所恨的人等等，加以片面的理解，那就失之于一偏了。很遗憾，现在有些作者，往往不去思考这类问题，批评争论的对手时以骂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为快。我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些宽容精神。有两句古话很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本着这种精神就不会形成拉帮结派党同伐异闹无原则纠纷了。 二 我把近几年来的反思写进了新书的序跋中。最近读书界有一种轻视序文跋文的风气，认为序跋是不足观的小道。据说前几年香港某报刊的一位总编辑就曾对撰稿人明言不收序跋文字。我在序跋中，往往阐述了自己的种种想法，这是在书中无法涉及的。但我觉得又不能不说。在写这些序跋时，我花费了比写论文还要多的力气。我很高兴有人从我近年著作的序跋中清出我这几年的思想脉络，看出其中重点在于反思。现在读书界弥漫着一种粗枝大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风气。所以我常常向人谈到熊十力说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这八个字。关于反思问题确实应该好好谈一谈。我为什么在这几年进行了反思呢？这不是从书本那里得出的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而是完全出于个人的自觉和需要，也许更可以说由于受到生活的冲击，引起了痛定思痛的要求吧。我发现还有一些人，在毫无沟通的情况下，也像我一样在进行反思，颇使我惊讶。仔细想想，在这种时刻进行反思，是留下了时代的烙印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国际会议的休息时间问一位久未昭面的友人是不是也经历了这一过程。不料他正色断然答道“我有什么要反思的？没有，我没有反思。”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引起了他的误会，以为反思是指忏悔过去。或者真的他要向我表明他并没有反思。（可是从他最近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在这几年也是经历了反思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反思说成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寻求真知。这种反省之所以发生是鉴于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的信念，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我在《文学沉思录》中曾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中引用了他论述黑格尔哲学的一段话：“真理——是思维的最高目的，寻觅真理去，因为幸福就在真理里面；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真理，它是比一切不真实的东西更好的；思想家的第一个责任就是：不要在随便什么结果之前让步；他应当为了真理而牺牲他最心爱的意见。迷妄是一切毁灭的来源；真理是最高的幸福，也是一切其他幸福的来源。”这一段话是我长期以来深深服膺的。今天车尔尼雪夫斯基似乎已成为一个过时的人物，他的许多观念也不再能够使人信服，但是这并不等于他的书再也不值得一读，他的话再也没有一句可信。思想上固然也有新旧更迭，但这种更迭不像生活用品例如电灯代替油盏或汽车代替独轮车那样，旧的遭到淘汰就一去不复返了。有些古老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生命，有些已成过去的著作，在今天仍不乏值得我们去玩味的吉光片羽。车尔尼雪夫斯基上面那段话，实际上正是对于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精神的写照。康德有三批判书，他的哲学本身就被人称为批判哲学（贺麟在早年迻译的《小逻辑》中译为“批导哲学”）。可是现在批判也成了一个贬义词了。我想这是出于对令人憎恶的文革大批判的联想。但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精神和大批判除了名词相似之外，还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奇怪的是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学者中，居然也有人把批判一股脑地当作已成定论的坏字眼而加以唾弃了。 三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20世纪的思想家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它不仅限于科学领域。伟大的科学学说，都会影响到整个思想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把达尔文和马克思并列，予以崇高的评价。后来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更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的共同性。可以说进化论的影响在本世纪被及了几代人。从严复的《天演论》译本开始，夹杂了斯宾塞观点的社会进化论在我国成为一种主导思想。五四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信奉进化论，尽管他们在其他观点上分歧很大，甚至是属于互相敌对的流派。过去我们对进化论的积极意义谈得太多了。至于其他方面则很少谈到。鲁迅在20年代下半叶说，他过去认为青年人必胜于老年人，大革命的血腥屠杀才使他纠正了相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也许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早对进化论进行反省的人。不过这种反省只限于指出进化论缺乏阶级观点；至于“新的必胜过旧的”这种观点，则并未触及，甚至毫无改变。如果要探讨进化论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应着眼于今天仍在支配思想界的新与旧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新的是旧的更高级更完满的发展，所以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比起新的来都是不好的，落后的。所以谈论旧的就被目为回瞻，批评新的就被目为顽固。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新的总比旧的好”这种固定的看法，并以这种看法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文学艺术方面，新流派像旋风般地旋生旋灭。这几年我不大读文学作品，已经不清楚今天流行的新潮是什么，我只知道每一次新的出现都以胜利者的先进姿态睥睨群伦。我实在怀疑文学上的流派是否也要像设计时髦服装一样，在那样短暂时间内就得来一次更新换代？如果非得如此不可，那真像《新约》中所说的“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把你抬出的人，已经站在门口。”（大意）黑格尔曾经援引这句话来嘲讽当时哲学上新流派一个挤掉一个的现象。他感叹地说：“新哲学、最新哲学、全新哲学已经成为十分流行的徽号了。” 四 过去人们常常谈论的所谓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的说法，其实只是理性主义的自信。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些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历史的实际考察，清人钱大昕说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即阐明此义。可是长期以来，只有观点才被认为是重要的，训诂考据则多遭藐视。据说有位论者准备撰写批《四书》中儒家思想的文章，竟以为不必去读原著，只要请人把《四书》中的观点罗列出来，供他使用就行了。不必讳言，过去不少训诂考据文章，往往流于烦琐，有的甚至成了文字游戏。但不能因此断言考据训诂是无用的，正如不能因为有大量假大空的理论文章，就断言观点义理是无用的一样。我不同意把观点义理置于考据训诂之上，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对待。对于庄稼来说，下雨好还是晴天好，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判定。观点重要还是考据重要，也是同样性质问题。马克思曾嘲笑莎剧《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中的美尼涅斯·哀格利巴荒唐地把人比作身体的一个断片，由一个个体供给全体以养料。他认为各司不同职能的人像珊瑚一样，每个个体都供给全体以养料。我觉得学术工作所采取的不同研究手段，其作用虽有大小，但也应作同样理解。庄生所谓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也就是阐明万物并育互不相害之理。这句话隐隐涵有平等与自由的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