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端午起于五月之祈禳，本是源于节气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的岁时之节，在汉代进入国家祀典。端午的传说主要见于魏晋以后的记载，尤其是南朝时期，所涉及的人物有屈原、伍子胥、介子推等。南渡的汉族士人由于对北方故土的眷念以及受玄风的熏染而对个性鲜明、感情强烈的屈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生活在屈原的故地，受到风土人情的感染，他们所记录的屈原传说多而情节生动，使屈原与端午的联系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于是介子推、伍子胥等人物传说渐渐被遗忘。东晋南朝时，襄阳是南北交通的重镇，也是屈原传说北上传播的重要途径。历唐入宋，端午在又一次成为宫廷节日的同时，屈原已经是这节日的主角，岁时的意义已被对屈原的纪念所取代。 关键词 五月五日 端午 屈原 人物传说 闻一多先生作《端午考》，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端午节日的起源与屈原的事迹无关，而认为是起于原始初民对龙图腾的崇拜。不过，典籍中关于端午的传说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屈原，还有介子推、伍子胥、越王勾践以及汉代的陈临，而最终只有屈原一人成为端午节日的主角；而且，屈原传说之久远深入，家喻户晓，几乎完全湮灭了端午节日的本来意义，乃至于闻先生要作《端午考》加以发明。这就使屈原与端午的传说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而具有了意义。那么，屈原是如何与端午节日联系起来的，其间的意义又如何，这番考察还得先从有关端午的记录谈起。 一 五月五日之俗，据《艺文类聚》卷四所引，最早是汉代的记载，有： 1.《大戴礼》：“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 2.《夏小正》：“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 3.崔是《四民月令》：“五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恶疽疮，取东行蝼蛄，治妇难产。” 4.《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又曰：“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 另，据《史记·武帝本纪》裴骃《集解》引： 5.如淳说：“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 以上说法，都以五月五日为祈禳之日，可除去邪毒，以祈平安。五月邪毒从何而来？《礼记·月令》作有说明：“（仲夏）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勿躁。”疏曰：“感阳气长者生，感阴气成者死。”《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也有相同的记载。故从阴阳学说的眼光看，仲夏之月是阴阳相争、死生分判之际，人不可不慎重对待。《后汉书·礼仪志》曰：“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可知仲夏之祈禳，是三代相沿的仪式，虽然所尚之物有别，但都因仲夏是阴阳二气相替变化之时而立。三代历法不同，汉用夏历，五月为仲夏，此礼定在五月，应是汉代的制度。古代的阴阳学说起于原始初民对自然的观察，与物候农事有密切的联系。一年之中，五月是气候转换之期，自此，南方入梅，北方多旱，气候湿热，虫蠹并兴，人多病瘟。《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上引风俗中，采药、药浴、治疽疮、辟鬼兵、益人命等，都旨在防止阴阳二气转换之际人体所受到的危害。《风土记》称角黍是“以菰叶裹粘米，以象阴阳相包裹未分散”（《初学记》卷四）。角黍即棕子，也是取阴阳转换之意而制作的节候食物。 就农事而言，五月是收麦与种稻的节候，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即因此而得名。《月令辑要》引《东阳县志》：“夏至凡治田者，不论多少，必具酒肉祭土谷之神。盖麦秋既登，稻禾方茂，义兼祈报矣。”夏至也是五月节气。《礼记·月令》记五月“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农乃登黍，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雩即祈雨之祭。此时北方偏旱，稻长需水，故北方各地方志所记端午风俗中，往往既有尝新，又有祈雨；祈雨之时，必兴土龙（见《晋书·礼志上》）。此外，《太平御览》卷31引《孝经援神契》：“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或有作物。”又引应劭以五月五日集五彩缯事问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织麦
悬于门，以示农工成。”则端午风俗中的织组、佩符等又是春蚕收成的表现。 总观这些记载，端午风俗可分作两类，一是禳毒气，如桃印、朱索、悬艾、药浴等；一是助农事，如登黍、祈雨、集缯等，两类都与五月的季候相关。因此，五月之节的起源，与个别的人或个别的物并无联系，它不是宗教性的节日，也不是纪念性的节日，而是岁时之节。 五月礼俗之兴，基于古人对气候农时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先民以农为生的文化特色，其渊源十分久远，本不会固定在这月的第五日。上引《后汉书·礼仪志》“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云云，揭示出五月之祈定在五日，也是汉代的事情。《史记·孟尝君列传》记田文生在五月五日，其父田婴令弃之勿养，理由是“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父母”。长者属感于阴气而成者，幼者为感于阳气而长者，在五月这阴阳相争之际，助阳即不利于阴，养子即不利于父母；正是《月令》所谓死生相争之理。这里田婴称“五月子”，是以月言，可知田文的生在五日只是偶然，还不是禁忌。田文之母敢于违抗夫命，触犯忌讳，也可见五月之忌只是民间风俗，可信可不信，威慑力并不强大。五月之忌，汉代以后日渐严重。《风俗通》所载当时俗语就有“五月盖屋，令人头秃”；“五月到官，至死不迁”等（《全后汉文》卷36），忌讳已从民间至于官府。汉代居于意识独尊地位的儒学，已经由董仲舒掺合进阴阳五行学说，随其地位的尊显，阴阳五行学说也愈益盛行。汉家于数字中尤重“五”字。《史记·孝武本纪》：“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集解》引张晏说：“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为印文也。”雍畤起于秦，雍之四待中有“五月尝驹”，即在五月以驹祀祖。汉代承之，以雍为祭天之所，而改四畤为五畤。武帝太初二年，雍畤及诸名山川用驹者，一律改以木偶马代之，“独五月尝驹、行亲郊用驹”（《史记·封禅书》），是汉特重五月之祭，故与皇帝亲自祭天同列而仍然用马为祠。五月祈禳本与阴阳学说有关，在神学风气严重的汉代而更加受到重视。《后汉书·礼仪志》对五月节气的来历及风俗的记载，不仅有阴阳二气转换的说明，更有五德运转的解释，这显然带有时代的烙印，而不是纯然的历史。上引服君释五彩缯，同样据以五行之说。《史记·律书》曰：“（五月）其于十二字为午，午者阴阳交，故曰午。”则五月与“午”既有音相通，涵意也相通。《风俗通》记祖为历代相沿的祭路神之礼，而“汉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人们出行，虽择吉凶，却并非定于一日，汉代因为迷信“五”（午）而作了这样的改动。那么，汉代的五月之礼定在五日，而且，汉代重视五月五日之祠，“端午”同于“端五”，看来都与“汉家盛于午”的政治神话有关。东汉光武帝时，改土德为火德。五月之帝为炎帝，其神为祝融，依然应其德运，祈禳仍然盛行。《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表明，五月五日之祠在汉代进入国家祀典，从民间俗忌成为正式的礼仪，其影响非昔日可比。产生于东汉的道教以“五月五日为地腊”，大约就与汉代将五月五日定为节日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