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去年暑假，朱光烈先生对《光明日报》1996年8月3日第8版讨论传统文化的11篇文章，《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1994、1995两年8期的文章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传统文化研究普遍存在着眼界过窄、话语陈旧、缺乏与当代世界联系的问题，所分析的样本只有李慎之先生的文章是个例外，李先生共有两篇文章，都是站在当代世界全球化发展这个大背景下观察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朱文建议传统文化与当代相联系并向未来学方向发展。成文后寄给包括李慎之先生在内的几位先生请教，下面就是李先生因此写给朱先生的回信。中国思想界有“南王北李”之说，“南王”指上海王元化先生，“北李”指北京李慎之先生。作为著名的思想家，在这封信里李先生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发表了十分精辟的警策之论。 游美归来得见大札，并承惠赠《现代传播》多期，以尘事杂逐，延至今日始能作复。 承蒙谬奖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三周年以来发表的文章大多偏在阐释传统文化而关心传统与现代接轨的只有敝人一人。这话我想腆颜自承，大体上合乎事实（当然我也知道像蔡仲德先生这样的学者还是十分关心现代化而且在努力打通传统与现代化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只是在埋头蛮干而并没有在思想上真正探究出一条路来，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懵懵懂懂。我只希望今后能够“草鞋没样，越打越像”。虽然这将被讥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 当然在历史上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有的。如美国，其“建国诸父”为起草那个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真是反复推究，绞尽脑汁。结果维持了美国两百年的发展。从现在看，毛病也已渐渐显露，但是还没有哪一个人敢于提出要对它作根本修改的主张。第二个著名的例子是前苏联与中国都是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的，结果是苏联七十多年就垮了，中国走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段弯路，现在在现代化的实践方面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说这话并没有任何贬义，也许历史确实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很难按照几个人事先制定一个明确的方案发展）。 后进国家实现现代化而取得公认的成效的，前有日本后有新加坡。就日本论，它倒是确有思想指导的。那就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路线。他们不但不反对而且公然承认西方中心论。干了五十年，居然敢向西方挑战。失败了，又被人按着脑袋学，又干了五十年，现在又神气起来了，今天不但还有人（盛田昭夫）敢于向西方说“不”，而且还成了提倡“亚洲价值”的发起人。就新加坡而言，进入近代以来，它沦为英国殖民地几近一个半世纪。1965年建国以后努力苦干，今天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全世界最早实现现代化的英国，因而它的领袖李光耀也成了号称足以与西方价值对抗的“亚洲价值”的主要代言人。但是李光耀本人也承认新加坡的成就是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上取得的，他本人除了家庭影响以外，受的是完整的英国教育，并不懂得多少儒家思想。他今天虽然高举“亚洲价值”的大旗，强调家庭价值与集体主义，但是有论者说他实际上做的是要保持英国殖民统治的管理方式，而竭力保持原来的奴工在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下的驯服顺从的性格。新加坡的成绩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但是随着人民生活的日趋富裕已经渐渐变得懒惰而不听话了（这一点在日本也已有表现），李光耀也公开表示担心。 如上所述，看来只有中国这样号称有五千年文化又有广大众民，长期自以为居于天下之中心的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要特别复杂一点。首先，自古以来只有“用夏变夷”，哪有“用夷变夏”之理。像“传统与现代化”能一再成为国民与学术界讨论不休的问题的，恐怕在世界上并不多见。这样的讨论往往返回到对传统的探索而很少联系到对现代化的研究上，恐怕背负的历史包袱过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一百多年来几经曲折，像样地干，实际上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比日本晚了一百年，比新加坡晚了三十年，偏偏这个时候先进世界的问题日益暴露，而世界又已进入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日趋容易，接触多了，彼此间的了解比较具体，磨擦自然日益增加，结果一方面是“孽孽为利之徒”与“逐臭之夫”大量扩充，另一方面，爱国之士又惶惶不可终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实际是后者提出的，两个社会阶层的距离日益扩大，两个阶层内部又各有着眼点大不相同甚至截然不同的分派，这也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讨论不到一块的又一个原因。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实际上被学者夸大了。他探讨英国率先实行工业化的原因是深刻的，但是其他后进国家，无非是“见人学样”而已。 事实上，在这个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世界上，只要路子走得大致差不多，现代化也并没有那么困难。中国近十几年见人学样的现代化应该说成绩是很大的。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经济增长速率连续十几年高居世界之榜首，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在国际上无足轻重到举足轻重。可以忧心的是：中国刚刚从世纪初害怕“亡国灭种”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就立即产生了一股虚骄，甚至横霸之气，俨然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今后的世界“必定要以中国人的价值观为中心”。这股思潮虽然还不能说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但是因为爱听奉承话是人之常情，因此来势相当猛。 我所担心的是这股思潮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又一个大障碍，甚至能使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摔跤，就像三十年前中国人想领导世界革命的那股思潮那样。 我倒是相信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领袖群论的大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其重要的前提是必须好好地继承中国传统中的大国风范，真正以“泱泱大国”的标准约束自己。 什么是大国风范？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孔子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单就经济而言，中国今天问题之多，实在值得人忧心。一个市场经济，决不能像有些人狂妄地宣称的那样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这是本世纪初“西学源于中国论”的可笑的翻版。中国要走正道，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而且要承认迄今为止学得还很不到家，然而已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这只能使我们更加虚心，更加努力地学习，不但要学透它这样做的原理，还要建立它得以这样做的环境和条件，这就够我们临深履薄学几十年的了。何况还要看到，不是以小平同志的权威，恐怕连市场经济到今天还实行不了。然而小平同志年事已高，而且他也像任何人一样不能超出他一生所处的时代所给予他的局限性，后来的人如果不能继承他的思路，突破他的时代局限性，结果只能是不进则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