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主席在他的著名讲话《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中精辟指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我认为，作为中华文化精髓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华和合文化，尤其能发挥这种作用和功能。为此，我不辞年迈，担任了“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组委会主任，并撰写此文，以求在有生之年为普及中华和合文化，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和国际和平事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一 “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概念、文化概念。国外也讲和平、和谐；也讲联合、合作。但是，把“和”与“合”两个概念联用，是中华民族的创造。先秦时期，“和合”概念开始出现。管子、墨子、荀子等思想家都运用这个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以后，“和合”概念被儒家、道家、佛家通用，成为儒、释、道概括本身宗旨的综合性概念。儒家强调的“和”与“合”是人所共知的；佛家是始终谈“因缘和合”的；道家的一系列代表作都强调了“和合”概念，如《太平经》指出：“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和合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一般说来，我们说“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而说“合”，是指异质因素的融汇贯通。把“和”与“合”联用，突出和强调了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异相成和紧密凝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贯彻到社会领域，则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崇尚团结的价值观念。由此流传下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传统，说到“和”，自然就包含“合”，反之亦然。如我们谈和平，必然说到合作，反之亦然。“和”与“合”概念在中国人的心中，是自然而然地联为一体的。 “和”与“合”联用的这种文化传统，在我国不断被弘扬光大。建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倡导了和平和睦的国际氛围，也强调了平等互利的合作精神。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万隆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宣言》，把和平合作联在一起予以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和平合作自然而然地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小平同志不仅多次谈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提出要实行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江泽民同志1995年12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上精辟指出，小平同志为我国外交制定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这里，和平合作的思想有机融合在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中。江泽民同志在领导我国外交工作中不仅反复强调和运用了和平共处的原则，而且直接推动了我国和世界经济合作向前发展。他曾四次参加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并就经济合作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最近，他在接受法国《国际政治》杂志采访时指出：“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友好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样把和平与合作作为一个整体予以阐发。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合作要在和平的前提下和基础上实现，和平要通过合作去贯彻保证；把“和”与“合”联成一体，是事物发展的本来逻辑。中华古老的“和合”概念与当代世界的和平合作趋势有机地契合在一起了。 二 中华民族讲“和合”，主要用来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国际关系，强调要使这些关系保持和谐统一，形成合力。《尚书·尧典》就提出了这种和合的理想模式：“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个模式要求由近及远，逐步搞好团结，依次协调各种关系，直至“协和万邦”，使普天下各民族、各国团结无间、亲如一家。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为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政党和杰出人物所不断继承并发扬光大。这里我想首先谈到孙中山先生继承的这种和合精神。 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他为反对军阀分裂割据呕心沥血。1912年武昌起义成功之后，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强调团结统一的重要性，一连谈了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等五个方面的统一，并认为实现上述统一乃“为政务之方针”。中山先生讲的这种统一，体现的就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和合精神。在历经坎坷以后，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著名的三大政策。毛泽东主席曾评价说，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使他的三民主义成为了新三民主义。我认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体现的就是正确处理党派关系、阶级关系、国际关系的和合精神。中山先生在逝世前，又发出了他最后的呼吁，要“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句著名遗训的实质精神，我认为就是要实现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团结和合。遗憾的是，中山先生的这些教导及其体现的和合精神当年曾被蒋介石背弃，现在又被台湾当局的领导人所遗忘，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已到了必须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的时候。 与国民党当局相反，中华民族的和合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所不断弘扬光大。毛泽东主席从来重视共产党的团结和人民的团结，为此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同时，他十分注重正确处理国内的党派关系、阶级关系，正确处理我国的国际交往和国际联系。他曾亲自决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建国以后，他十分注重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就处理台湾问题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的政策主张。70年代，他又亲自决断，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为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在高度重视国内的团结稳定，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同时，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指引我们顺利解决了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小平同志也一再强调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和平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我认为，毛泽东、邓小平的上述理论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华和合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