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间，我给《现代传播》所作的文化报告已是三年。 时光之河步入1996，有人说这是注定平庸的一年，我们只是在缅怀与向往中悄然度过。 一 有关1996，我们肯定会感受到话语中心的缺场，多极化的话语一如五颜六色的大众传媒让人头晕目眩，而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中国人似乎早已习惯、早已承受、早已麻木也早已疲倦了。一百年来，各种话语体系对中国人民狂轰滥炸，并且各领风骚三五年，其结果是信息的冗余和结构的耗散。不知道有没有人为百年来的流行话语编一本词典，那一定是洋洋千万言，我一直担心这种话语的泛滥会导致人们对于基本的价值观念产生逆反的或者漠视的态度，比如“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我甚至担心近百年来我们民族朝向现代化的努力更多的流于语言上的游戏，而缺乏制度与心理资源的准备，那样我们就会陷入《阿Q正传》的不幸预言中。与文化领域的中心缺场相对，1996年全民族的趋利意识再度膨胀。我们肯定欲望的合理性，肯定利益驱动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但是类似1996岁末的股疯，类似产权重组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与市场交易中虚假行为的泛滥，类似足球职业化中吹黑哨打假球暴炒球员现象的滋生，都提醒我们必须注意民族性格中的非理性无理性，注意由于缺乏现代化准备而导致的对于游戏规则的践踏与破坏。在此，我想引用韦伯的一段语录：“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①] 1996年的文化现象中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主义的衰落。在西方，现代主义的登场是以反抗资本主义秩序为姿态的，它与其说是缘于社会不公正与社会压抑，不如说缘于人性中潜在的对于既定规则与既定秩序的破坏意识。但是由于大众传媒的强调（如好莱坞电影），以及足球等现代游戏的兴盛，这种个人主义的破坏意识在虚拟情境中得到了宣泄与疏导，现代艺术也因此丧失了社会普泛的心理基础。另外，现代主义的自我重复使它丧失了初始的震惊效果。丹尼尔·贝尔埋怨道：“现代主义像历史上所有糟糕的事物那样反复地重复自己。一开头是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激起的时髦狂热，其后流行绘画中拙劣的磷光效果和几何造型中没头没脑的抽象。每一流派的宣言都要在结尾打上惊叹号，几回反复之后却都成了无限拖曳的省略号。”[②]在中国，现代主义的兴起与意识形态的压抑有关，因而它一开始就带上政治功利色彩。随着政治压抑的消解与稀释，现代主义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弃儿，一夜之间几乎兵不血刃就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就文学而言，我们很怀念卡夫卡、加缪式的精神向度的紧张与断裂，我们也难忘博尔赫斯的自我缠绕的语体试验与羊皮经书般的寓言式写作，但是这一切逐渐成为消逝的风景。1996，中国文学有两大潮流，一是韩东、朱文、张旻为代表的“晚生代”作家，主要描述日常生活中断续发生的私人故事，侧重于记录了无意义的庸常人生经验，其风格接近契弗的作品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追求故事的完整与当下的经验。但是由于商业动机的驱动，“晚生代”的写作正朝着“私人”与“性”的方向滑去。另一个潮流是所谓新市井小说，又有人称为社区生活小说，以何申、谈歌等为代表，主要写倒闭工厂与下岗工人，所以我把它叫做“城市扶贫文学”，手法上自然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这种作品的功能是社会关怀，其社会学意义要超过文学本身。 因为到了世纪末，许多朋友在做整理这百年风云的工作，所以在透视1996时，我们的目光会多了一份沉重与复杂。有识之士指出，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是现代化。那么，总结1996，我们会发现，在现代化这一课题上我们还留下了许多困惑，某些曾经喧嚣一时的社会思潮甚至与现代化背道而驰，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焦虑与警醒。 二 90年代以来，中国大地上一直徘徊着一个幽灵，这就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内容广泛，主要有文化上的国学热，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东亚模式与儒教模式，等等。 就国学热而言，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第三代人主要是痛感文化的断裂和母语知识的匮乏，而产生了对于母语文化的“找补”意识，尤其是当他们越来越由思想者转变为知识的职业操作者，尤其是当他们需要频繁地仰望祖父一辈的知识者如章太类、王国维、陈寅恪等时。然而一旦他们跌入瀚如海洋久如长河的轶轶古卷中时，最初的搏击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可笑而软弱，恶补恶食苦心营造的西方逻各斯话语很快土崩瓦解，更何况我们的古老文化博大精深、亲近柔和、诗意盎然。于是，文化的认知欲很快转化为文化的认同感，而对真理的找寻也很快变为知识的把玩。这里一字一句皆语出有典，一草一木皆历经春秋，一砖一瓦皆缘于秦汉，我们千年储备的经史子集、诗词赋曲以及迭代相传的贵族化的生活方式，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一样，会使蓦然撞进者头晕目眩。随之，他由话语的守门人变成了知识的饕餮者，在他的行文中，时常充满盗墓者的欣喜与古玩收藏翁的得意。 另外一股潮流来自海外，所谓新儒学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身处异邦，他们对传统文化充满“绿叶对根的思念”，不免产生母语文化的“意谛牢结”（林毓生语）。又由于身处异邦，时时感受着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感受着文化的压抑与屈辱，自然，救援的光要投向身后的传统中，用鲁迅先生的话是——我们祖上也曾阔过，以此平衡受辱的心灵。再者，这些华人学者虽然跻身于哈佛、芝大、南加州、耶鲁这些名流大学的讲坛，但始终站在主流之外，其话语范围被先天限定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否则其博士论文恐怕很难通过。我们查一下胡适之以来的留美哲学博士论文检索，会发现大多数文章还是做在儒道之间。这些新儒学大师置身西学世界从事儒学研究，学术上不免有“借力打力”之便，美国人自然见不得先秦的古文，中国人也同样在洋文面前汗颜。所以，很多人的学术其实要打打折扣的。 在国学热的大军中，还夹杂着一些显眼的礼帽与官帽。遗老遗少、在野政要都急着要分一杯羹，每年的祭孔活动总有闹剧之感，而让人仿佛回到历朝历代。国学热提出的东方价值论文化本位论儒学至上论，又肯定受到主流文化的欢迎。在意识形态衰落并且渐渐丧失民间基础的今天，国学热不啻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意识”，为整合、支配文化资源立下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