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化的基本特征 典章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主体（人类）与客体（社会）在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系统规范。按照文化学的观点，典章制度的文化形态，可以简称为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一种文化形态的遗存，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体行为模式与规范的载体。因此，制度文化具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它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除了它那可畏的惯力作用外，还有随着岁月对它的修正，使它一天比一天更合乎理想的标准。 概括起来，制度文化有五大基本特点： 第一，制度文化的内涵包括各种成文的和习惯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范。 第二，制度文化凝聚了社会主体的政治智慧，并通过社会实践的延续而世代相传，从而成为人类群体的政治成就。 第三，制度文化的基本核心，是由历史演化产生或选择而形成的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系统的价值观念。 第四，制度文化作为一种系统或体系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必然成为限制人类不规范活动的因素。 第五，制度文化以物质条件为基础，受人类的经济活动制约。因此，人类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制度文化，因地域、民族、历史、风俗的不同，而异彩纷呈，表现为多样性。 制度文化的特点表明，制度文化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活的过程，因而，只有通过动态的“史”的研究，才能揭示制度文化的本质。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物质文化的发展推动着制度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文化对物质文化又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它可以推动、也可以阻碍物质文化的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文化的优劣，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所以，加强制度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可以为“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提供正确的原则和科学的选择方案。 制度文化研究的传统与创新 黑格尔说过：“历史起始于中国……神权专制政治的地方。”“中国历史学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85、191页）。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著作是度越一切国家的。就中，作为制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礼制（古代官制称礼制，如《周官》称《周礼》）、职官、政书等载籍之多，也是其他国家所无法与之相比的。除了“正史”的相关专“志”，还有各种《会典》、《会要》、《通典》、《通志》、《通考》以至“十通”。此外，“则例”、“公报”之类，也屡代不绝。《四库总目》的“三礼”、“职官”、“政书”三类所著录清代早期以前的有关制度文化的典籍多达四五百部，乾嘉以后此类撰著亦复继继绳绳。先民们为我们积累了汗牛充栋的制度文化的遗产。然而，这些文献繁复、内容丛脞的遗产，除了静态罗列外，既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也找不出其间的动态联系，使我们面对宝蓾，从来没有得出过一个条理清晰、系统分明的展现我国几千年制度文化递嬗演进实质的史的认识。 西学东渐以来，海内外几代学人借助西学的方法，试图探析我国历史上制度文化递嬗演化的大要，出版过为数不少的制度史方面的论著。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以史实的考证、辨析、综述、评介等方式，阐明各项典章制度的起源与演化。这对廓清相关专项典章制度的面貌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绝少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历代典章制度的政治形态、结构形式、运行机制等等。因此，实质上是把官制史当作了政治制度史。若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仍然没有突破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而是自置于政治学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外的。 制度文化的研究，贵在创新。而创新必须奠基于突破。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运用政治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国体与政体及其政治规范作为全书的基准，对历代国体与政体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问题，进行了系统严密、方面周至的深入研究。这就突破了用典章制度的罗列或转述、用职官制度的变迁或评介来代替政治制度史的传统研究观念与模式。该书认为，政治制度是在处理和调整政治领域里各种关系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变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所要研究的，就是历代如何处理和调整政治领域中的各种关系。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颁布，都是为了处理和调整有关方面的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该政权的成败。作者特别强调，政治制度史研究，不但要看机构设置和政策法令的颁布，更重要的要看机构的运行和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这就是政治学中常说的政体运行机制。它成为该书的研究重心。 不言而喻，这种研究，对于制度文化的研究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学术潮流是随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变化的。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推动着学术研究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向发展。这可以说是现时学术之新潮流。《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得风气之先，成功地综合运用了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条分缕析地把长达4000多年的政治制度递嬗演进规律与实质，完整准确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作为学术精品，在学术史上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制度文化研究的里程碑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出版，为制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观念与模式。具体地说，它实现了三个完好的结合。 首先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总论”，以宏观揽其纲，统摄上下4000多年的全局，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王朝开始以迄清王朝的终结，跨越了中国全部奴隶制时代和封建时代，阐释了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的性质和形式问题，科学地揭明了先后国体和政体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而这些规律的得以认识，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得来的，所以能“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732页、769页）。而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引出规律性，则全靠后面九个分卷按各个历史阶段作非常深入的科学的微观研究。这样的微观，由于有宏观统摄，所以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性，使每一个局部都成为整体的构成部分。每一个局部的微观研究，都充实了整体的宏观研究。从而避免了过去一些著述非放言空论于宏观，即委琐破碎于微观。而使该书由于宏、微二者融为一体，形成一部“闳中肆外”的杰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