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平衡，是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其大者，可分为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两方面，即：以“价值置换”、“反求诸己”和腐朽“神奇”为思维特征的“内平衡”模式和以“谗嫉毁谤”、“杀尽不平方太平”为行为特征的“外平衡”模式。系统揭示这一文化现象，对于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之优劣短长，可提供客观而诚实的依据。 关键词 “内平衡” “外平衡” “平衡模式” 失衡而衡之，本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然而，当这种常见现象被积淀成某种哲学理论，并且这种理论已成为人们信守不移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时，历史的面貌，与其说决定于其他具体原因，还不如说塑造于某种被普遍遵行的模式更为确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模式更多地体现为均衡内心世界的“内平衡”心理和失却“内平衡”后而产生的“外平衡”行为。 一、寻求“内平衡”的思维模式 引起心理不平衡的因素很多。究其要者，无非三点：一曰经济状况，二曰政治地位，三曰文化冲突。孔孟老庄以及慧远慧能等，都曾围绕着这三大问题在讲话，尽管说法不同，但最终都各自寻找到了“自觉”且可“觉他”的“内平衡”模式。 1、价值置换 在中国古代，“价值”被表述为“贵贱”和“贫富”。一般人看来，贵贱当视政治地位而定，而贫富则应以经济状况衡量。然而，当现实不可能使所有人都获得高贵的地位和殷富的资财时（不管这种结果是主动还是被动），一种新的贵贱贫富尺度及其价值体系，便随即产生。即：以内在的精神标准来否定外在的物质尺度，用内在价值来取代外在价值。经过这种价值置换，人的内心——无论庶民百姓还是官绅士人，都会找到一种新的平衡。 儒家认为，悠悠万事，唯道义为最高。在他们看来，道义虽也是客观尺度，但更是人的主体自觉，具体表现为人类行为的中庸正直而不是损人利己。平心而论，儒家其实也并不排拒富贵。但关于何以会发生如此价值置换，还是孔子本人说得“直白”：“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孟、老子文为世人所谙，故不具标出处）“不可求”，按照儒家的尺度，显然是因为它违反了道义。可人富贵而己贫贱，毕竟要引起心理失衡，因此，它需要“高尚其志”，需要以内化了的道义尺度来寻回平衡。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道义，显然是指人的精神价值和心理价值。孟子认为，体有贵贱，有大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那么，身体的哪个部位是最大、最贵重的，哪些部位是最小、最轻贱的呢？根据他的说法，能够思考的“心”才是最大、最贵重的，因为它是人类善性的源头；而饮食声色之人所无法离开的口腹耳目，才是最小、最轻贱的所在。经过这样一番诱导，人们在道理上接受他推出的新价值体系——“天爵”“人爵”论，事实上已成为可能。受这种贵贱观的影响，儒者在贫富观念上，也发生了尺度大置换：“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①]。 当这种新尺度影响到王公官绅时，竟能引起另外一种心理不平衡，即世俗之富贵，反自觉其贫贱可鄙。这时，只有他们对着新价值体系顶礼膜拜，其心理才会获得一种新的平衡。孔子的再传弟子段干木对于魏文侯，据说便发挥过这样的功能。理由是：“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②] 其实，道义云者，不过是儒家诸子以道德本体对人生境界的一种提升。在取得心理平衡的前提条件下，它可以使人日趋高尚，“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但同时也容易让人染上自命清高的习气。儒生的很多豪言壮语，似乎都可作两面观。 与儒家逆向而行，道家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以低为高或削高就低。其中心内容是老子说过的那句话——“知足者富”。 老子喜欢对不知足者讲话，他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又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他的后学们也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重复着他的话。《庄子·天地》：“富则多事，寿则多辱”；《韩非子·佚文》：“天下有至贵而非势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寿而非千岁也。原藖反性则贵矣，适情知足则富矣，明生死之分则寿矣。”《淮南子·缪称训》称：“原心反性，则贵矣；适性知足，则富矣。” 这种知足，似乎既有“利”于穷困者，亦可适度调节富人的行为。《列子·周穆王》载有一则寓言故事：周有尹氏者，治产业，素待人甚苛，令作息无晨昏。有一老夫，年迈力衰，尹氏未尝宽待，反用之弥勤。老者昼间呻吟劳作，然入夜却梦为国君，居人民之上，总一国之事，且恣意所欲，其乐无比。于是，他发明了一个道理，从而取得了心理平衡：“人生百年，昼夜各分。吾昼为仆虏，苦则苦矣；夜为人君，其乐无比。何所怨哉？”与此同理，白日惨礅少恩的尹氏，入夜，反梦为人仆，数骂杖挞，备受责斥。尹氏病之，访其友，友曰：“若位足荣身，资财有余，胜人远矣。夜梦为仆，苦逸之复，数之常也。若欲觉梦兼之，岂可得邪？”尹氏称是，从此宽待下人，疾并少间。显然，经过以上置换，物质原则已见替以心理原则，现实的反差也消解于精神的自慰。当这种主观平衡手段外化为某种客观精神时，道家的价值置换工程宣告完成，即所谓“以道观之”和“道通为一”。 “道”，又称“无”，可释为“无限”和“无穷”[③]。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家之所以反复强调“知足”，是因为在“道”的比照下，有限世界中的一切，永远不可能是真正的“足”。知足，就是知道了有限世界的有限性。只有这样做，才会“不辱”“不殆”，也才可以进入真正而永恒的“足”的境界——“常足矣”！而所谓“常足”，说得直白些，就是庄子所讲的“至贵”与“至富”。这些，只有“有道者”才能拥有，而一旦“以道观之”[④]，人类社会的所有价值评判标准，诸如穷达毁誉、美丑媸妍、是非善恶、胜负成败、君子小人、功名利禄、仁义忠孝、治乱盛衰等，便自然“道通为一”[⑤]了。老子早就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下下？唯有道者。”道家的客观精神“天之道”，使道家的“内平衡”获得了终极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