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优异主要表现三方面： （一）反求诸己之人生智慧， （二）民为邦本之政治传统， （三）空灵淡雅之艺术境界。 由于能反求诸己，中国哲人特重恕道，并以尽人伦为极则。中国文学也因此最富于人间性，绝少超世之音。由于不以征服立国，故内部有自由传统与平均贫富之理想，对外则以柔怀远人和平同化为国策。由于宗教性薄弱，对情欲不主压抑而尚萧散净化，故中国艺文风格特为空灵淡雅。此三方面之影响每交辉互映。盖中国文化虽如长流之吸百川，不断融会异族学艺成就，然而不失其原来之精神面貌，毕竟是一整体，贯串其间之基本原则亦不难寻绎，兹试论之。 （一） 就先秦儒家看来，真正之德行不基于宗教信仰，也不基于传统礼俗、国家法令、或集团利益；德行不由外铄，其本源为人人共有之良知良能，即人性之善。自反而诚，乐莫大焉。故至德与真乐皆基于自诚，所谓自诚即忠于己之本性。苟能自诚，则成己成物，莫非本份内事。自诚则自主，而自主与自由原属不二。此种思想如成为普遍教化，则宗教可发而法律亦无必要。中国两千余年来地广人众，甲于世界各国，然而在承平时期人民勤劳安乐，风俗淳美，几无狱讼，牧童、村妪虽不识字，但明白道理，类能悠然自得，确然自主，显示历代相承之深厚教养。西方人士鉴于中国人宗教信仰淡薄，知识松懈，法网甚宽，目睹此景象，实不胜惊异。彼等习见西方社会秩序之维持，牧师与警察为不可或缺，殊不知旧中国千百年来道德行为常出于自觉，因无须赖藉宗教或国家权力。 宗教观念与国家法令，能维系社会于一时，积久而社本身缺陷日益暴露，神话、教条遂如刍狗之不可复陈。雅典时期之公民，欧洲中古骑士，十八世纪英国之乡绅，皆有其特殊教养与风度，然而时异事迁，此种教养与风度，终必失坠。惟有先秦儒家，返求诸己之人生智慧具普遍性，其教化作用不因古今国别阶级地位不同而有所差异。能循其道则个人自身即为精神力量之源泉，永无穷竭。此教化适合于杰出天才，也适合于凡夫俗子，适合于博古通今之学者，亦适合于目不识丁之农人。如于先秦儒学，深造自得，则任何困厄毁谤不能侵袭衷心之宁静，外界极其纷扰，而内有余闲，即降志辱身，而不愧不怍坦荡荡之乐，终不可夺。如此之人生智慧不仅可完成德性且能导致真乐，不仅得以实现自我，且足利济群生。立己立人，在儒家本属一贯，与众人忧乐相关，原出于天性之不容己，苟能存养扩充，则个人与社会自成为一体，故在儒家心目中，道德与政治实一而非二。 儒家教化不建筑于神话与信条，亦不系于门阀传统或集团利益，确本于人人所共之良知良能。其如此故具有普遍性。柏拉图与亚理斯多德集希腊学术之大成。希腊文化极其灿烂，然始终不脱贵族气息。柏拉图师弟，倾心于观照探索生活，以发扬知能为人生正鹄。故彼等理想，仅能感召极少数出类拔萃之人，于凡夫俗子，裨益不大。总之，希腊教化虽盛，然局于特权阶级，难以普及。迨希腊临颓运而伊璧鸠鲁学派兴起。此派类似中国道家，其宗旨不外顺应自然，清净自了，缺乏担当。近代欧洲伦理思想以斯宾诺莎与康德最杰出，斯宾诺莎以爱智安命为教，宜于孤寂之学者，与大众不甚相干。康德则视道德律与自然律相抵触，故其说终久融通，且贬抑情感过甚，使其所谓道德十分抽象。先秦儒家则于自然中求当然，修养至极处，只是“致中和”，理想极高明，然又何等平易近人。西方思想接近儒家者为斯多噶派学说，然过于严峻，能养成英雄性格，其影响不易深入大众。斯多噶派每都孤傲自足，与世对抗，儒家则重谦退和而不同。斯多噶派外表镇定内极激昂，儒家则心气甚平静，斯多噶派偏于独善，儒家则能化民成俗，故儒学普及久存，而斯多噶派终无法阻近东五花八门之宗教信仰渗透罗马帝国。 千余年来释、道、耶、回在中国迭兴，然儒学毕竟如日中天不得翳掩。苟非厘然有当于普遍人性，曷然如此。先秦儒家之人生智慧，最根本原则为融和，从内心融和（所谓“致中和”。然宋儒渐重二元，稍失融和之意），以达于天人融和，物我融和。此智慧使人解脱对鬼神之恐怖与祈求，超越传统礼俗与集团利益，自诚自肯，得大自在。道家虽不解尽性成能，然学道有得者类能洒脱，故中国智慧特色可云以自由为主。 （二） 中国从夏代起确立君主世袭制，君位继承非出自推选或拥戴。西方盛行寡头政权，而中国则常为一长制。类似西方中世纪之领主与僧侣阶级在中国历史上直可云从未出现。西周列国只是藩邦，迨东周则此类藩邦已成完全独立国，故与欧洲封建社会性质绝不相近。我国建立非由于暴力征服，武士不曾构成特权阶级，又因四邻种族不甚相远，奴隶制难发达。民为邦本之说，渊源于周代以前，春秋时则已为士大夫所共同信守。中国虽行君主世袭制，但与近代西方君主之专制集权截然不同。两千余年来中国政权公开，法律比较平等，有信仰自由与职业自由，实符合民主精神，盖民本思想早已成为不可动摇之政治传统。 古代近东国家之政治教化与我国极端相反。我则理性开明，神权敛迹，而近东地区，实为无数低级宗教与迷信之发源地。且君权无限，庶民曾奴隶之不如。埃及国王之陵墓石像与神庙，俱宏伟绝伦，实足为蹂躏下民之铁证。埃及建筑金字塔时代总人口不过两三百万，然一塔之成每费时十载，奴役至十余万人。其它千百种工程，无不耗竭人民筋骨。在巴比伦，君权亦极盛，经济命脉，则操诸助桀为虐之祭司阶层，大小神祗，在公元前十世纪达六万五千，对广大人群造成无比压力。亚述与古代波斯皆以武力建国，侵略征服，严刑苛法，习以为常。希腊人言及绝对专制政体，辄举波斯为例。波斯王在国内横征暴敛，并虐待被征服国家。波斯总督统治印度时每年献其国王4680塔伦脱（talent），每一波斯塔伦脱约值银三万两，故波斯每年取自印度者为银一亿四千万两，远超过明清两朝之岁入。亚历山大殁后波斯王金库所获达银五十亿之巨。波斯王之财富莫非小民膏血，其专制暴虐可知，然而此乃国家制度使然。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国之帝王，多狂慢自比天神，或称万王之王，侈靡无度，溺于鬼神。要之，专制与神权为此类古国之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