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热”是世纪末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崇拜钱钟书。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也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圣化钱钟书乃是“钱钟书热”的最根本特点。这种圣化已经超越了钱钟书个人能力的边界。钱钟书被说成中国的“文化昆仑”，与长城并列的中国“第二大奇迹”。目前的“钱钟书热”仍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它对于中国文化真是一件幸事吗？产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是什么？当代中国文化界最需要什么样的学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这次理性的对话。 钱钟书与中国文化的欠缺 姚新勇（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姚）：要正确地评价“钱钟书热”，首先要撇开“钱钟书热”，探讨钱钟书作为一个学者的长处和局限，为钱钟书进行定位。 王晓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王）：可以把全世界有成就的学人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创造了独立的思想体系并开创了一个文化时代者，如亚里士多德、孔子、笛卡尔、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第二个层次——创立了比较有影响的具体学科或对此具体学科进行了体系性建构者，如皮亚杰（发生心理学）、贝塔朗菲（系统论）、苏珊、朗格（文艺理论）等；第三个层次——对某一具体学科有很深造诣并在细节上有较大贡献者，陈寅恪和钱钟书都属于此层次。我们如果对钱钟书进行客观的定位，那么，就必须承认他只是一个第三个层次上的学者。把一个第三层次上的学人说成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代表，实际上说明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无能。这并不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而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悲剧。 葛红兵（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葛）：还可以简单一些，把所有的学者划分为二类：一类是思想家型的，这类人具有体系性建构的能力，为人类文化提供了新的问题；另外一种类型是知识型的，这类人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获得了渊博的知识，成为会思想的图书馆，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有细节性的贡献。我认为钱钟书就属于知识积累型的学者。对于知识积累型学者的过分推崇，实际上是与当代文化的总体走向背道而驰的。因为在知识迅速发展、新学科不断出现、信息爆炸的今天，已无人能够掌握全部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重视知识积累大于重视创新，甚至圣化某些“饱学”之士，这说明中国文化还存在着很多落后的成分。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还是长老型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人们崇拜占有了“全部”知识的人，而似乎站在知识金字塔顶端的人也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着极高的地位。 姚：对于你们两位所说的，我基本上赞同。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些细节。比如说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一书里面研究某句诗中的呵欠，写了一千多个字。我读大学时看了这一段，感到非常地佩服，但现在反过来想，却感到钱钟书的方法是阿尔都塞所批判过的“大学式的思维方法”，即把不同的理论片断放在一起比较。这种片断的比较和综合虽然有时会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融会贯通的效果，但却很难达到真正的创新境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部分的简单相加也不会形成新的整体。对这种方法的过度推崇只会使我们丧失创新的能力。 王：中国文化从渊源处起就不重视体系性建构。我虽然不是崇洋媚外者，但客观地讲，西方文化发展得比较快，甚至市场经济率先在西方诞生，都与西方文化重视体系性建构有关。比如说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通过连续的体系性建构开创了辉煌的希腊文化，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近代的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体系性建构又开创了影响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化；到了现代，马克思、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又开创了全新的文化时代，支配或影响着二十世纪人类的生存方式。中国古代文化相对而言，在体系建构方面的确显得苍白。据某些学者考证，中国古代文论中只有刘勰一人在《文心雕龙》中达到了体系性建构的高度，而这种空前绝后的体系性建构又恰是由于刘勰借鉴了印度宗教的逻辑思维方式的结果。如果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会发现钱钟书恰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欠缺，善于进行评点感悟式的文化批评，而不擅长体系性建构。无论是《谈艺录》，还是《管锥编》，都是评点感悟式的文字。所以，钱钟书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思维方式）没有根本性突破和超越的学者。对他我们只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定位。 葛：我觉得钱钟书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的文学创作，以《围城》为代表；二是文艺评论，以《谈艺录》为代表；三是文、史、哲合一的研究，以《管锥编》为代表。就文学创作而言，很多专家认为钱钟书的主要著作只有《围城》一本，而且属于“文人小说”，只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方面的成绩；就文学鉴赏而言，他也并非极巅；就《管锥编》而言，他的结论依然是零碎的，所谓打通了文、史、哲，不过是古典主义方法的一种应用，本质上仍是评点感悟。例如《管锥编》中对“文德”的论述，其方法是引用各种文学、历史、哲学著作中的说法，他最后的点评只不过是一二句。 王：我觉得现在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有了钱钟书这样的学者，中国文化是否已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如果说钱钟书是中国的“文化昆仑”和世界级的学者，那么，他是否真正创造了新的体系或新的人文空间？显然没有。他所搞的主要是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而恰恰在这个领域，很多著名的中国学者悲凉地意识到了“中国没有理论”，“没有一个人创立了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在当代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钱钟书并没有为中国文化提供真正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