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自本世纪30年代胡适、铃木大拙开创敦煌禅籍研究以来，有关禅宗研究已取得长足发展，并日益成为一门世人关注的国际显学。1997年1月3日至1月8日，由澳门大学、澳门佛教出版委员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和广东历史学会等单位组织的“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澳门、肇庆市和新兴县举行。来自内地、港、澳、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讨论会。会议提交论文40余篇。会议除进行多次认真讨论外，与会代表还专程到新兴、肇庆等地参观了六祖慧能的遗迹。兹就本次会议所讨论的主要内容作一综述。

      一、慧能及其禅宗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与会者一致认为，慧能作为唐代禅宗南宗的开创者和中国佛教史上的伟大改革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讨论集中在三个方面：

      1.关于慧能与佛教的中国化。慧能南宗禅产生的前因可归结为：印度本土佛教的衰落；中国仿印佛教的危机与衰落；儒道复兴强盛对仿印佛教的挑战；佛教在中国寻求继续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慧能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化就思想理论说，在相当程度上是指儒学化。“六祖革命”中最根本性的“革命”就是把传统佛教作为抽象本体的“心”变成更为具体现实的“人心”，变成一种儒学化的“心性”。并由此导致了禅宗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心性”之外，表现为把“佛性”“人性”化。儒学作为一种“人学”，最注重对于“人性”的探讨。慧能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说中惯用的“人性”取代佛教的佛性。由慧能肇端的注重入世的中国化佛教，也是受儒家学说中注重入世传统的影响，使中国佛教走上了把出世间与世间打成一片的入世之路。但是有学者则强调慧能禅宗中道家的影响。认为“禅”字作为翻译名词，其取诸《庄子·寓言》。在达摩之前，“禅”字已经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类似印度Yoga和Dhyán以定为核心的修习方法；二是已经开始老庄化特别是庄子化的哲学范畴，禅宗思想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禅宗的禅实际上是一种力图摆脱思维羁绊、超越相对、涵盖相对、游行自在的意境。有学者则认为慧能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入世成佛说与中国文化中的内在超越的特征息息相关；“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与中国文化中“道法自然”的传统一脉相承；顿悟成佛说与中国文化中“随缘任运，直观体悟”的精神天然契合。也有学者通过对东晋以来顿悟思想发展的系统疏理，认为从支道林、竺道生到慧能，顿悟思想经历了从析理到践行的发挥过程，而六祖的顿悟说则把中国人自远古以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思维方法——实践悟性——最彻底、最成功地加以表述和说明，因而完成了其中国化。

      2.关于慧能南宗与北宗的关系。有学者强调南宗与北宗的最大区别不是顿与渐。神会攻击神秀“法门是渐”，但是从敦煌发现的北宗禅文书以及有关神秀思想的记载可知，神秀与慧能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共同的。顿悟并不是慧能思想的主题。神会将慧能思想统统归结为顿悟，是迎合听众急于成佛的心理而采用的宣传手段。因而有故意曲解的成分。有学者认为慧能虽讲顿悟，但考虑到人的资质不同，并不完全反对渐修。也有学者从境界思想入手比较慧能禅宗与达摩至神秀禅宗主流的差异。认为达摩至神秀的境界思想是一种舍有限（个体生命）而入无限（涅槃胜境）的境界，故包含着对众生现实生命的否定。从致思理路言，它走的是一种离用（妄心）归体（真心）的外在超越之路。而慧能境界思想的独创性则表现为澄显了一种于有限中体认无限的境界，实际上体现了对众生现实生命的理性肯定。从致思理路言，它走的是本体即存在这样一种即体为用于用入体的内在超越之路。还有学者从佛教忏法体系来比较六祖《坛经》中的无相忏即自性忏与同为禅宗北宗的《大乘无生方便门》中的忏悔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亦是南北宗在理论上的分野。

      3.关于六祖慧能及其禅宗的影响。与会者认为，慧能及其禅宗破除了已经陈腐的传统佛教观念和教条，使佛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了中国佛教的特质，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也正因为这样，在唐代会昌毁佛的大劫难中，不少印度化的宗派走向灭亡，而南禅却获得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和广泛影响；慧能对心性理论的新发展是他所创立的南宗禅最有价值的部分，其精神实质是肯定人清净自性的绝对性，从而最终建立起一个个性解放与内在超越的世界。这种重视人的本质的思想是一种人文精神的闪光，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慧能禅宗主流地位的确立促使了唐宋之际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构。从中唐到两宋，儒学群体经历了崇儒排佛到以儒融佛的过程，而这也正是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逐渐确立过程。

      二、关于《坛经》的文本研究

      《坛经》是慧能弟子汇编其弘法语录而成，中国佛教著作中称“经”的惟此一部。它是研究慧能禅宗思想最主要的依据。对《坛经》的整理和研究也一直是本世纪禅宗研究的重大课题。

      胡适以来，“敦煌本《坛经》是神会弟子之间传授的秘本”似成定论。但是有学者认为这个推论一方面明显不合适抄本所述的传授系统，另一方面有足够证据表明9世纪初以前敦煌本已经很广地流布。应该是神会的弟子们得到了这个原本，为确立神会的权威加写改编了几次变成了今天所见的敦煌本。敦煌发现的六祖《坛经》共有五个写本，有学者指出目前已有的校录本或重译本尚存不少疏漏，因此，对《坛经》的整理工作还远未结束。现代欧美地区的“禅宗热”与对《坛经》的翻译有关。自1930年黄茂林居士首次翻译后，先后又有五种英译本。有学者专文探讨了各种英译版本的特点及其流传。印顺法师在其《中国禅宗史》中曾提出《坛经》实可分为几大部分。有学者研究《坛经》的结构认为，其起首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授无相戒的开法记录，中间是与十大弟子等日常的传法记录，殿后部分则是先天二年(712)在新州的说法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