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日我们所面临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题目，它既与运作已久的“古今之辨”一脉相承，同时又包蕴着丰富的新内涵。简言之，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如果说，历史的多数时期都发生着文化的局部性量变，那么，“文化转型期”则指文化发生全局性质变的阶段。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转型”，是指从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其显著标志是，有生命动力系统（人力、畜力）为无生命动力系统（矿物燃料、水力、核能）所接替，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作，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原料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征服自然”所需要的“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与物质文化层面的变迁相表里，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开放的、被种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由身份演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所享有。传统的农业文明和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型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分别由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壮大而逐步得以实现。 一种文化现代转型的关键是赢得“现代性”。而围绕“现代性”的把握，曾流行过两种极端之论：其一为“经济单一论”，即把现代性仅仅归结为生产方式的变革，只强调器用层面现代转换的基础功能，而忽视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现代转换的能动作用，尤其忽视文化的主体——人的现代化在转型中的枢纽地位。因此难以实现现代转型的健全发展。19世纪下半叶曾经颇有声势的洋务运动，其器用文化的进步由于得不到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进步的支撑，终于遭到严重顿挫便是一个例证，亚非拉一些国家19至20世纪现代化一再走弯路，也往往与此相关；而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大体同步的日本明治维新能取得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相对完整地实现诸文化层面的协同进步，明治时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强调“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便显示了这一认识的高度。亟欲求得现代化的当下中国人，应当从历史的昭示中获得教益。其二为“观念决定论”，即把现代性归结为某种精神的勃兴。如前有德国人马克斯·韦伯，后有美国人列文森将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的动力归结为新教伦理和复兴了的希腊理性[1]，又进而将中国停滞于中古，无法实现现代转型的因由推原到儒道两家的滞后作用[2]；而今天活动于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则反其意而论之，认为儒家学说包蕴着推动现代化的潜能，并举出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现代化成功的实例为证[3]。这一论战的双方，都有许多精辟的、足以开启神智的见地，他们各自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欧洲及中国古典精神均有可供现代转型借重的宝贵资源。但是，论战双方的一个共同点是：仅仅在精神层面探求现代性的动力源，这就难以获得真解，例如无法说明洋溢着理性精神的古希腊何以未能在近代以前孕育出资本主义，中国先秦以降的儒家学说何以不能原发性地在中国启迪现代性文化，反倒一再成为宗法—专制政体的御用工具。总之，无论是“经济单一论”还是“观念决定论”都不能全面揭示“现代性”的内蕴，也无法对欧洲及东方的现代转型的种种路径作出深刻阐发。而只有从广义文化所涉及的诸层面——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进行综合性考察，并辩证地探讨诸层面间的互动关系，方有可能寻觅出对“现代性”及“现代化动力”解释的正途。 二 从全球范围观之，传统社会及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以15、16世纪南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世界性远航开其端绪的，此间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兴起于中欧的宗教改革是其文化标志；这一转型的大规模展开则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继起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其文化标志是启蒙运动。成长于西欧的工业文明伴随殖民扩张又延至北美，进而播及全球，德意志、俄罗斯、日本是效仿英、法实现文化转型的“优等生”，其他国度也不同程度地沿着现代转型的道路迈进。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和“世界文化”的形成为契机，从分散走向整体，五湖四海的人类渐次汇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潮之中。 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15世纪的现代转型是从中世纪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可以称之为“内发自生型”；对于所有其他地区（包括易北河以东的欧洲诸国）而言，现代化过程则是在世界历史已经走向整体化之际逐步实现的，也即在西欧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下发生的，因而其现代化呈“外发次生型”。 欧洲以外地区（严格意义上应是西欧以外地区）的“外发次生型”现代化过程，又大略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欧洲殖民者入侵之际，土著人十分落后，如北美洲和澳洲，当欧洲文明进入前夕，当地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连同人口，较为便利地全盘迁徙而来，因此，北美洲（美国与加拿大）和澳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现代化基本上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是“全盘欧化”。另一种类型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如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国、越南、朝鲜、日本、印加、玛雅、阿兹台克，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欧洲人入侵之际，这些国度虽然尚滞留在“前现代阶段”，却不同程度地拥有与外来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及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度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类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还要面对文化的民族性传承问题。这两者间虽不乏统一性，却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段内相互矛盾，彼此牴牾。对于此类“外发次生型”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不可失察。曾经颇有影响的“民族文化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或固守内因一隅，或偏执外因一端，都不能全面、深刻地诠释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 三 关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外力影响和内在动力的相互关系问题，一直聚讼未决，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假设性问题是——如果没有西方侵入，中国文化自身能否实现现代转型？持否定论的如梁漱溟，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中国、印度、西方分别走着不同的路向，中国文化无论怎样发展，也不可能走到西方文化所达到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正是我们所讨论的由西方人率先实现的、以工业化为显在标志的“现代化”。与此形成相反之论的，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的，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向资本主义过渡。基于我们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清史）的认识，大体可以接受后一种判断，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自身固然有着现代转型的潜势，但压抑这种潜势的惰力十分强劲，如果没有世界性现代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中国“走出中世纪”是极其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