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科学文化的全球性与社会文化的地域性 关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的轨迹，已经有一些有意义的研究。顾毓琇把洋务运动至本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发达史”分为坚甲利兵、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研究4个时期。[1]卢于道把五四时期至本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的进展”分为译述、研究和反省3个时代。[2]张孟闻把1582—1948年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分为萌芽、洋务、启蒙、学院、民主5个时期。[3]汪一驹(Y.C.Wang)结合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察1872至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关系，把这一时期中国新精英的崛起划分为1872—1895年、1896—1911年、1912—1927年、1928—1949年4个阶段。[4]詹姆斯·里尔登—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分1840—1895年的科学与自强、1895—1927年的中央政权空白、1927—1937年的南京十年、1937—1945年的战争4个时期，从化学入手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与社会变化。[5]董光璧区分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两重含义，把1582至1991年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分为启蒙、形成和发展3个时期。[6]刘大椿和吴向红从体制化进程上把中国近现代科学分为西学传播（两个阶段）、体制化肇始、与国际体制接轨4个阶段。[7]杨振宁着眼于中国和西方科学的比较，把1400至2000年中国的科学发展分为科学落后于西方、抗拒引入西方思想、急速引进现代科学、开始加入科技竞争4个时期。[8]这些工作，展示了审视中国近现代科学的不同角度。 近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体制、观念、知识和器物诸层面的变化。小摩里斯·N.李克特(Maurice N.Richter,Jr.)很有道理，他把科学看作个体的认知发展在文化上的对应物，看作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生长物，看作文化发展的一种认知形式，就是说，把科学看作一种文化过程。[9]不过，文化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离不开社会支撑物。正如彼得·迪尔(Peter Dear)所说，“在文化的历史研究，包括科学的历史研究中，忽略社会世界的组成，便导致对虚妄的研究：那些不是社会意义的文化意义恰恰就象那些不是任何东西的颜色的颜色一样——它们是没有主体的性质。文化是真实的；但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其社会的一个性质，不是一个社会副现象而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基本（即组成）性质。”[10]因此，把中国近现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过程，来考察它的发展轨迹，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全球性的文化。但是，同样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又是多源头的文化。这些源头存在于一些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完整的科学产生于特定时间和空间即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而且，它产生之后的传播还必须以具体的社会为支撑，融合并存在于各区域文明之中。没有离开具体社会文化的抽象的全球文化。所以，近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就是地域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接纳这种产生于欧洲的向全球传播的文化并进而汇入其进一步发展的主流的过程。 1 科学文化的初步认同，1582—1840年 涉及到中国近现代史，没有人反对使用“西学东渐”这个词。从科学的全球性出发，把近代科学的引入当作西学东渐，是不确当的。科学的精神、方法、规律具有普遍性，它在全球都是普适的。但是，从形态完整的科学产生于欧洲来看，我们把科学的引入包含在西学东渐之列，也不无道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解释，以前主要是费正清(JohnK.Fairbank)的“西潮冲击—中国反应”范式，后来则是“在中国发现历史”范式。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球性的科学文化的诸源头之一，因此二者之间并不是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容。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也有出现科学近代化苗头的时候，这也是接纳科学文化的一个内在根据。所以说，中国近代科学的起点，应当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传统文化出现接近某些全球性科学文化的明显苗头，世界发展到全球性科学文化出现向中国社会传播的机会和条件之时。 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到明末清初出现了5个方面接近全球性科学文化的苗头。这就是学术态度上的“格物致知”，研究精神上的“事实求是”，探究方法上注重观察和数学手段的应用，成果形式的集大成特点，以及社会建制上的广泛化趋势。“格物致知”的说法，在《大学》中早已有之。后来几经变化，在实学思潮中盛行开来。明代得到发扬的格知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全球性的科学文化最为接近的部分，它后来自然成长为接纳科学文化的过渡文化形态。[11]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主要限于人文社会领域，所注重的是对古籍的考证，但是他们极力推崇的“实事求是”精神广为当时和后来的学者所称道，他们的“西学东源”说事实上把清代科学与现代科学连接起来。[12]李时珍的《本草纲木》、徐弘祖完成的《徐霞客游记》是大量观察的总结，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则充分地应用了数学方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分别是农学和手工技术的集大成之作。钦天监一直是中央政府直辖的天文学研究机构。明代的城市、军队和工厂中广泛设立的医疗机构，已是比较接近民间形式的准科学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