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由于历史文献缺略所带来的人们对于楚文化的模糊认识。大量的出土文物证实，楚国不仅农业发达，商业繁荣，而且有最先进的纺织业的冶铸业，其髹漆、竹编、木雕等工艺是精妙绝伦，举世无匹。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批精美异常、完好如新的丝织、丝绣衣衾，出自江陵马山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小型楚墓。最早用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的青铜器，是十年前发现的楚器。最早的一批铁器包括农具、兵器等，除个别例外，都是近三十年间出土的楚器。先秦的金币和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先秦的漆器，就出土数量之大，类型之多，几乎全部出自楚墓。就文化艺术而言，先秦的竹简，几乎都是楚简；先秦帛书已见一幅，帛画已见两幅，也都出自楚墓；毛笔从楚墓中出土多支，可见世传秦代蒙恬始造毛笔之说不可信。从位于楚国腹地的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发掘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其阵容之壮观和性能之精良，令人叹为观止。即使在日常生活方面，楚人也能领先潮流，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先秦的唯一一双竹筷出自楚墓，最早的一架木床，也是楚人的遗物。凡此种种，无可辩驳地证明楚文化在中国上古文化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她是中国先秦时期最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最优秀的最具活力的民族文化之一。 荆楚既指楚人，也指楚国和楚地。荆楚精神则指掩藏在灿烂辉煌的楚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了解这种精神，对于我们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极有意义的。 一 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关于楚人先祖的情况，先秦古籍记载的十分简略，且多与神话传说相混。从现有材料来看，楚人的先民们生活在伊、洛二水之南，即今河南嵩山、新郑一带，北与虞、夏二族为邻，南则有庞杂的九黎部落联盟。后来“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与中原民族发生冲突，楚人的先民们站在中原民族一方，为击败九黎，恢复秩序做出了贡献，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国语·楚语》）。因为楚先民属于颛顼部落联盟，故楚人奉颛顼为先祖。火正的职责是观象授时，直接服务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其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故号祝融。楚人以祝融为始。祝融部落担任火正及司天之官时间较长。尧、舜时，以重黎的后人担任火正。夏、商两朝，祝融氏仍是司天地之官。自唐尧时起，中原华夏便不断发动对三苗的战争，祝融部落也参加了南征三苗的战斗。然而，祝融部落既不属虞、夏二族，也不属三苗部落集团，地理位置上又处于华夏与三苗之间，华夏把祝融部落看作与三苗类似的南蛮，而三苗则把祝融部落看作是中原诸夏。当夏人进攻三苗时，祝融部落虽然予以协助，但夏人仍然将楚八姓中的己姓昆吾、苏、顾、温、董和董姓鬷夷、豢龙翦灭。祝融部落被迫南迁。殷人灭夏建立商朝后，称以祝融部落为代表的长江中游诸部落为荆或荆楚，所谓“维彼荆楚，居国南乡”。《诗·商颂·殷武》记载了殷人南征荆楚之事，所谓“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祝融八姓中的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又为商所灭。商末周初，祸融八姓中的芈姓后人已西迁至丹水和淅水一带，过着艰苦而古朴的生活。其酋长鬻熊很有政治头脑，他归附周文王，从武王伐纣。《史记》说他“子事文王”，“子”可能是文王给予内附的异族酋长的一种封号。鬻熊死后，其子熊丽继任酋长，仍事周唯谨。熊丽之孙熊绎在周成王时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号为子男五十里。尽管这只是弹丸之地，但楚作为周天子的封国毕竟有了正式的国号，有了政治上的立足之地，祝融的后人便将楚作为自己的族名了。楚文化的起点正是从这弹丸之地开始。 楚人立国之初，处境颇为艰难。《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说楚王筚路蓝缕，也许不无夸张。然而，楚国所都丹阳，地理条件并不优越，物产也不富饶，北方诸夏实力雄厚，东边的扬越，西边的濮人，势力也很大，楚人要在这块穷乡僻壤上生存下来，实在并不容易。楚王筚路蓝缕，正是楚人艰苦创业的形象写照。 楚人一方面要为生计奋斗，另一方面还要服务于周王室。楚国君要负责为周天子守燎以祭天，贡苞茅以缩酒，贡桃弧、棘矢以禳灾，做着大巫的工作。稍有不周，就会成为周天子或其他诸侯讨伐的口实。这虽然加重了楚国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但也加强了楚与华夏文化的联系。正是这种强大的压力，促使楚人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奋发进取，自强不息。自熊绎历五世至熊渠，楚人实力渐强，便趁周夷王中原动乱自顾不暇之机，西伐庸而东征鄂，揭开了楚国扩充疆域的序幕。到西周末东周初年，楚国疆土已扩展到方圆数百里。然而，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并没有消颓，而是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若敖、蚡冒是当周宣王和周平王之世的楚国国君，尽管这时楚已拥有富饶的江汉平原，却仍在披荆斩棘、艰苦奋斗。这种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正是楚国得以由弱变强、楚文化得以繁荣昌盛、楚文学得以绚丽多彩的根本原因。 与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相伴生的是楚人的尚武好勇的奋斗精神。尚武好勇并非好战喜斗，而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自立于民族之林而必需的竞争意识。上古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常常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贪生怕死，畏首畏尾，这个民族就没有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创业和发展了。楚人尚武可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来。先秦史籍所载楚兵器著名者甚多，如大屈弓、鸟嗥弓、繁弱弓、忘归矢、铁矢弩、宛路矰、菌路矰、铁釶、鲛革甲、肠夷甲、组甲等等；各种规格的楚墓中一般都有兵器随葬；楚墓出土兵器种类繁多，有剑、戈、矛、戟、镞、钺、殳、锻、匕、弓、弩、盾、甲等等。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也于楚墓中出土，可见楚人对兵器的珍爱。《新序》载有楚君熊渠射石饮羽的故事，反映着楚人尚武好勇的奋斗精神。在楚人心目中，只有敢于驰骋疆场，视死如归的男子，才是真正的男子，而贪生怕死，居逸求安的君主是遭到楚人唾弃的。因此，楚国君臣上下都有强烈的求胜心和使命感。楚武王死在伐随途中，楚文王死在伐黄途中，楚共王临死前，仍对自己亡师于鄢悔恨不已，要求大夫给以恶谥。楚康王继位五年未曾出征，便派人告令尹子庚说：“国人谓不彀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彀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彀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左传·襄公十八年》）楚人的这种尚武好勇的奋斗精神，与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正是楚人腾飞的两翼。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屈原何以在《国殇》中要那样深情地歌颂在疆场视死如归的勇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