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野重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现象，主张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他提倡国际文化理论也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批判和挑战。 初期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基本上归属在历史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范畴。190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顿尼希教授撰写的《在东方形势影响下的19世纪末的世界政治》被西方学者公认为是最早的一部国际关系专著。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学说逐渐系统化、理论化，开始同各种学科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际关系学理论一直在西方学术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被称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学科能够象国际关系学研究那样，会被美国政治家伯纳德·巴鲁克誉为是对生者与死者之间的选择产生如此影响的学科。”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日趋成熟。但是，纷纭多变的国际形势也使它原有的理论框架落伍于时代，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健全其理论体系，始终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课题。 由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社会的历史发展，所以从它一开始就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偏重于国家利益的特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西两大阵营出现后，这种特征尤为突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只注重权力政治、势力均衡和国家利益，只重视研究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而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现象的存在熟视无睹。平野对此困惑不解。他感觉到，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除了上述三种关系以外，至少还存在着文化关系。而且，文化关系（现象）并非间接地，而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以及其生活方式。他认为，正是文化规定了人们的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形态。因此，忽视文化因素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不完整的。文化不仅不是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多余部分，反而恰恰是文化包容了一切。他指出，所谓国际文化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关系；二、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侧面；三、国际性的文化关系；四、国际文化。国际文化理论就是研究上述文化现象与文化关系的学问。因此，它应该、也必将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在这里，平野试图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构筑起一套独为一体的有关国际文化理论的体系。 那么，他的国际文化理论究竟包括了哪些内容呢？平野在1996年出版的《国际文化理论》中，集中阐述了下述问题：(1)文化基础论；(2)异文化之间的关系；(3)普遍性与特殊性；(4)行为主体的文化结构；(5)交涉形式论；(6)文化与文明；(7)多文化主义；(8)文化摩擦论；(9)异文化的理解与误会；(10)文化交流论；(11)涵化理论；(12)技术转让论；(13)人口的国际流动；(14)国际交流论；(15)国际文化论；(16)地球文化论。 限于篇幅，我无法就每个问题做详尽的说明。但是，从这些标题足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体系，一种多么崭新的思路。对国际文化的诸多现象，作者列举并分析了很多具体的事例，做出了有见地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实感和概括，娓娓道来，意味深长。 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要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文化理论体系，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需要掌握不同于传统文化论的分析方法。传统理论的考察对象是存在于单一社会中的文化的生成和变化，而今天我们是以各种文化社会的并存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去研究这些社会之间的文化关系。平野借用日本文化人类学者石田英一郎有关文化的定义，把研究文化的内在以及外在的变化、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为其主要内容，强调国际文化理论其实是研究国际社会中异文化关系的理论。由于“所谓文化是人们为了在环境中生存、创造、继承和发展的城垒”，由于过分强调自我文化，必然会排斥不同文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以，平野主张尊重异文化，理解异文化，研究异文化。基于这种认识，作者把新生的国际文化理论同它所依附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截然分开。对异文化的尊重，说到底是对他人的尊重。这个宗旨可以理解为平野内心世界的表白，也是他的国际文化理论的出发点。 早在1976年，平野就写出了题为《作为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的论文，讨论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和未来。这在日本是最早涉及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的文章，也是平野探讨国际文化理论的尝试之作。 在这篇文章中，他用国民国家的观点把国际社会中的文化交流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一，前国民国家时代；二，国民国家时代；三，后国民国家时代。他具体论述了文化交流在各个时期的形态、特征和意义。他的主要观点是，18世纪的欧洲革命使国民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进入19世纪下半叶，国民国家体系遍及世界，从而文化因素在国际交往中也愈来愈受到重视。国民国家依靠文化的共性而形成，因此，在多数的国民国家之间的交往中文化的色彩则日益浓厚。 尽管在当时，由于作者过于注意其三个时期的划分，而未能详尽地讨论关于行为主体的文化结构。但是，他对文化交流的形态、目的、主体、媒体、意识以及国际社会的结构所进行的分析颇有新意，时过二十年之久，仍给人们以启示。平野在近期的文章中，修正了他当时过分强调国民国家的看法，指出国民国家作为主体而独自扮演主要角色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以往，人们强调国民性，认为国民性是国际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在今天，大多数学者早已对这种隶属于某个集团的、个人性格中的“国民性”失去了兴趣，研究的焦点集中到“个人”。同这个命题相关的是国际文化理论中对文化与文明的定义。平野在批判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时，着重分析了两者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