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从它的历史内涵看，是为资本主义发展鸣锣开道。在中国，主要嬗变于19世纪后半期。在西欧，则发生于15～18世纪。为论述必要，笔者把中国启蒙思潮限定于1840～1911年，即从鸦片战争到满清政府被打倒为标志。在这一段历史时间内，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实际从事着几百年前西欧同仁所从事的同等性质的工作。因此，要把握近代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有必要把它与西欧启蒙思潮相比较，在这种比较研究中寻找差异和新的突破点。 （一） 中世纪的西欧，是基督神学的一统天下，“宇宙间除了上帝外，没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上帝那里得到存在。”[1]奥古斯丁断言：“神是真理的化身……共同的东西当然不能在个人中存在，只能超越一切人而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帝”[2]，人们必须信仰上帝，首先是信仰，尔后才能认识。在世间，上帝把对它的信仰托附给教皇、教会。教会统治一切，高于一切。哲学、史学、文学与科技都是神学的婢女，以此充分证明上帝的存在。1233年，又设宗教异端裁判所，对一切怀疑上帝存在与教会权威的人毫不留情镇压、屠杀。托马斯·阿奎那甚至声称：如果知识不以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伟大为目的，那么任何知识都是罪恶。 但岁月悠悠，大浪淘沙，中世纪西欧市民、商人和城邦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迈进使教会预感到政治生命末日的来临。但丁、马基雅维里、卢梭、霍尔巴赫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适应了这一历史需要，拿起了反神学武器。“如果昏君的暴政是由上帝那里来的，那么，我们的自由为什么不能说是由上帝那里来的？”[3]伏尔泰直接了当指出：“宗教产生了无知……强盗只要你的钱财，而宗教裁判所却要夺走你的思想、生命以及一切。”[4]可见，打倒神权，争取人的个性解放，这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需要，而恰在此时，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展现在启蒙思想家面前。“拜占庭灭亡时拯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纪--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5]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人们甚至“忙于从坟墓中挖掘古代建筑……致力复兴古代文学和修辞学。”[6]在他们看来，古希腊文化是那么完美，爱斯奇里斯的戏剧，修昔底德、希罗多德的史学，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都能流芳千古，古希腊开创了它短暂而辉煌的时代。而且，古希腊的政体更令他们惊叹，“专制暴君在希腊退出了舞台，谁也没有为此而感到悲哀，即使在人们异想天开的幻想中，它也不可能卷土重来了。”[7]因此，一切中世纪的传统观念、国家形式、意识形态都遭到了他们最无情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古代希腊文化的“文艺复兴”罢了。因此，西欧启蒙思想家就这样怀着对中世纪的厌恶与对古希腊文化的神往走上了为资本主义发展摇旗呐喊之路。 在近代中国，魏源、林则徐、洪秀全、郑观应、郭嵩焘、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早期启蒙思潮中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同几百年前西欧的同行相比，他们的历史背景则完全不同。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铁蹄不仅踏碎了满清王朝至尊至大的美梦，而且使得满清一次次趴在列强的大炮之下签订卖国条约，甚至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但历史永远由人民书写。1895年，康有为率千余举人上书，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呐喊。陶成章呼吁：“我同胞勿迟疑，勿彷徨，各自努力，赴生存竞争之战场。”[8]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宣称：“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9]在此背景下，用西学救治中国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明末清初，西学侵入，但大规模东渐则在近代以后。倭仁承认：“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义为之不伴，邪气因而弥炽。”[10]中国社会经历着几千年从未有之变局。“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11]而启蒙先贤更是深刻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他们认识到，“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12]因此“今日在列强竞争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13] 但人们的社会行为总是受社会环境制约的，中国的启蒙先贤在讲求西学之时，不可能像几百年前西欧的同仁一样抛弃历史，义无反顾。因为他所背倚的不是传统文化的荒凉沙漠，而是数千年的文明。 历史不能割裂，对启蒙先贤尤其如此。王韬18岁中秀才，弱冠而致力经史。郑观应从商前一直随父攻读四书五经。谭嗣同回忆少年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抵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14]可以说，每一位启蒙先贤都有着极为深厚的国学基础。因此，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中国和西方实际存在极为重要的差别，这种差别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虽然不能认定中世纪的封建思想观念对西欧启蒙先贤影响的程度，但与中国的同仁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对传统文化的依恋显然没有中国启蒙先贤深厚。所以，他们在抛弃中世纪的制度与思想体系问题上没有一丝犹豫。 而在近代中国，抛开启蒙先贤的主观因素不谈，仅从外在环境看，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能进行一场彻底抛弃传统的历史改革。例如，在严复以前，只有郭嵩焘得出过中学不如西学的结论，但引来的却是一片责骂。在出使英国时，这种责骂变成人身攻击，“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帮。”[15]这种攻击折射出在中国寻求任何一种变革，不可能脱离现实走得太远，而必须归属于传统的认可范围之内。因此，在寻求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启蒙先贤实际陷入了传统与变革孰轻孰重的二难思维模式及其选择之中，这种两难是主观与客观兼而有之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从来就没有想到要丢掉传统这个历史瑰宝。从魏源到孙中山都有过这种不懈的追求，只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结合好罢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感情上，他们不能接受所面临的由西方文化所带来的事实，常常回到传统，特别是儒学上去。但在理智上，则是完全西化的。他们在与传统决裂时所进行的理智思考，往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他们的生活、行为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