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历来是经济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而文化为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准确预见21世纪的文化走势，采取相应的文化战略，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然而，这是一个需要思想文化各界长久深入探索才能完成的题目。在此，笔者只想就世纪之交人类文化的一个分支--管理文化的演变作一点谨慎的回顾与前瞻。 一、科学主义管理文化的功绩与局限 管理，包括国家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是人类的一项最基本的活动。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或东亚，各种管理理念、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的产生和演变，都深深根植于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事实之中，深受变化中的经济体制、企业制度以及工艺技术的影响；同时，也都以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作为母模。因此，“管理是文化的产儿”[1]，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切对现代管理的回顾，都必然从本世纪发端的科学管理开始，而“科学管理”正如它被称谓的那样，典型地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就是人文主义者所鼓吹的个人自由、人格崇高的世俗思想，以及宗教改革运动形成的新教所倡导的禁欲、勤俭和聚集财富的近代观念。其中，文艺复兴运动对现代科学管理发生最直接影响的，是对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的批判和对理性、推理、科学的推崇与倡导，以及由这种推崇与倡导衍生的科学主义文化。 这种科学主义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第一，真诚相信理性与科学的力量，认为科学的完善与进步可以保证人类社会和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第二，对传统的价值秉持批判的态度，坚持一种实证的思考模式，反对任何不能证实的东西；第三，主张以科学崇拜代替宗教崇拜，以科学代替哲学、艺术和道德，认为理性是达到“全然真实”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可以解决信仰、价值、自由等所有精神领域的问题，这诚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说：“18世纪末，理性在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理性的优先主导性的引申之一产生了一种含糊却广泛存在的对‘进步’的设定，一般的知识分子认定进步之为物，无非日益有效地运用理性，以控制自然与文化的环境。这是一种以牛顿物理的基本定理为模型的世界观。”[2] 科学主义文化的上述预设，必然导致人类本性都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结论，将物欲的满足、财富与权力的占有视为全人类普遍共有的本性，导致意志自由和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在科学主义旗帜下，个人自由成为衡量一切制度的基本准绳，物质财富成为人们活动的最终目标，而社会对人生价值的评价，也从道德人格转向地位、财富和金钱。这一点，在西方世界表现得尤为强烈。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以及由此衍生的科学主义文化，使19世纪以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无不打上“科学”和“效率”的胎记，并同样影响到20世纪初的管理文化。发轫于这一时期的各种管理哲学，无论是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行政管理理论，还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科层理想，其理论前提都是“人是理性的、经济的”这一假设，都相信经济是人们工作或其它活动的主导动机，从而也都努力尝试设计一种合乎理性、合乎逻辑的管理模式。因此，这一时期的管理文化，都突出了对如下问题的强调：高度统一的命令，有限的控制幅度，明确的劳动分工，高强度的物质刺激，森然的权力等级以及严格的作业制度等等。对此，休·艾特肯和丹尼尔·雷恩都有过精当的分析，指出：“科学管理是十八世纪和更早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表现。包括人类活动在内的一切现象都受理性规律的制约，而科学管理是试图把这些规律应用到工作的人们身上。认为人们是有理性的、受经济动机驱使的这个观念，以及导致把一切活动都归结为物理法则的科学探索精神，是人们普遍所具有的深深植根于文化之中的概念。”[3] 科学主义文化开启了一个以效率为核心的新时代，使管理成为科学；但它也把人性片面化为人类的生物性和生理的机械性，造成人类道德和情感的真空，播下了“价值失落”和“无意义世界”的种了。过去一个世纪，人类社会生活方面的最突出变化，就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管理日益科学而规范，物质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但同时，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着意义失落的危机。这突出表现在由于技术功能的无限扩张，科学逾越本分的应用，以及管理中的数量化倾向，正使人类由科技机械的主人变成科技的奴隶，变成机械体系或僵化组织中的一个功能部件，与社会的、道德的自我异化。“成群的工人们在一起工作，就像巨大的生产机器的组成部分……人被改变成一种物，并像物一样被管理，它的管理者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物，而物是没有意志、没有洞察力、没有意图的。”[4]“理性模型使我们贬低了价值的重要性。”“理性确是‘正确的’答案，但它忽视了一切复杂的人的因素。”[5] 二、人本主义管理文化的回省 科学主义文化对理性的高扬，一方面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生，一方面直接无情地打击了以非理性作为支撑的各种传统，孕育了以是否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为价值尺度的功利主义道德体系。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又促使人们注意力的中心自然地由道德思考转向认知判断，导致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以及人性中理性与非理性、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