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文化的“综合创新”时代。 从远古到今天，人类文化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一）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学派，或不同学说的“综合”。亦即博采各学派或学说之所长，而“创新”出一种更高的文化。这种方式可称之为文化的内部“综合”。（二）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文化的“综合”。亦即立足本民族国家，吸取外来文化之所长，以补本民族、国家文化之不足，而“创新”出一种更高的文化。这种方式可称为与外部文化的“综合”。以上两种方式，对一个民族或国家说，在一定时期内侧重于第一种方式，而在另一时期内则侧重于第二种方式。两者交替进行，不断“综合”，不断“创新”，从而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100年。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后半个世纪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不仅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在文化上促使人类认真思考，探索并掌握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在20世纪之前，人类的文化虽然是按照“综合”“创新”而发展的，但是人类并不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它具体地表现在：（一）地域的局限。这一时期的文化“综合”仅在一个民族、国家之内，或几个民族、国家之间。它还不能称之为世界性的。（二）领域的局限。在这一时期，文化的“综合”仅是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的一个或几个领域之内，它还不能称之为全方位的。由此可见，在20世纪之前，人类尚未进入文化“综合创新”的新时代。 20世纪末人类已进入文化“综合创新”的时代 人类能够比较自觉地对已有的文化进行世界性的、全方位的“综合”，以“创新”人类的文化，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应该说，这是人类文化史中的重大突破，对人类的文化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现在已是20世纪末，人类已进入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新时代，但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渐进的艰苦的历程。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兴起，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他们站立在全人类的高度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文化现象的批判，激励着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凋敝，造成人类空前灾难。但战火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以铁的事实证实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资本主义的深重矛盾已暴露无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中国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得到迅速传播。一批中国有识之士，梁启超写有《欧游心影录》，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们对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已有了较明确的认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为了和缓社会矛盾，避免中国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纷纷医治战争的创伤，复兴经济。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完善”资本主义的措施，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增加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国家资本成分，以便于政府干预经济，以减轻生产的盲目性。（二）实施累进税制，对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等课以累进的重税，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库，另一方面可以减轻社会财富的过于集中。（三）建立“福利社会”，政府从高税的收入中，提取一部份用于贫困者的衣食住行、生养病死，以至教育的资助，以提高人民福利，缓和社会矛盾。西方国家利用发达资本主义的优势，盘剥第三世界。因此他们提出的所谓“完善”资本主义的措施，并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的本质，但在战后50余年中对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基本稳定起了一定作用。如果认真地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从体系上说社会主义和“完善”后的资本主义是两个相异思想体系，但是西方“完善”资本主义的一些措施与社会主义又有相近之处。由此，可以这样认为，西方对资本主义的“完善”得益于社会主义思想。 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的“铁幕”使社会主义国家孤立在世界之外。在西方国家“完善”资本主义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批有识的经济学者，为了“搞活社会主义经济”，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提出了“开放改革”的思想。虽然，在社会主义诸国之中，于时间上有先有后，于程度上有深有浅。而在思想上则基本一致：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经济”和“经济管理”。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有了商品生产就必需建立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必需加强经济管理。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在世界范围内，两种不同政治体系之间，虽然尚处于壁垒森严的时期，但在文化上却进行了取人之长，以补己之不足，标志着人类已迈入“综合创新”的时代。 从本世纪60年代起，人类的高科技术得到高速发展。由于讯息工程和交通的发展提高，世界变小了，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讯息。这必将加速人类在世界范围内，从全方位上进行文化的“综合创新”的进程。在本世纪末、90年代初，东欧诸国和原苏联相继解体，世界的政治形势已产生重大转变。以两个阵营为对垒的冷战已结束。人类意识形态的分歧相对削弱，以及世界政治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为人类文化“综合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文化观 人类已进入“综合创新”的文化新时代，与之相适应，也欲呼唤出新的文化观。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包括海外华人社会）再一次掀起了讨论中国文化的“文化热”。从近百年中国历史来看，关于文化的讨论，“高潮”迭起，延绵不绝。在人类文化史上诚属罕见。推其原委，不可忽视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薰陶之下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高度关注。就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争论与本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值得重视的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如何把握时代精神，以区分历史上的文化争论与80年代“文化热”的本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