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20世纪西方汉学的起点，必须谈到清末传教士在这方面的活动。同时研究在华传教事业也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一定的意义上，传教士不仅在华传播西学，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一、晚清传教士的中国研究 近代西方最初是通过传教士来了解中国的。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和西方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会一再落在传教士们的肩头。这事实上是和西方特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中世纪以来的教会一直是欧洲学术文化的中心。教会建立和控制各种学校，一直到近代都是欧洲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和宗教、科学和宗教经常在同一个机构中成长和发展、冲突和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这种情况仍然部分地保留下来。美国直到19世纪末，大部分大学都是由教会创办的。可见教会与教育学术关系之密切了。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评论利玛窦等的活动时说“这种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彻底地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使它归化，而同时还有一种完全是科学方面的目的，这就是推动更透彻地认识中国，这并不是为了有益于中国，而是使欧洲受益。”[1]欧洲彻底地认识中国是否也对中国有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传教士充当了汉学研究的先驱，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有到中国的传教士可以担当起这个历史的任务。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19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和北美工商业的发展，通商贸易、殖民扩张成为当时世界的潮流，更多的传教士梯山航海赴东洋。中国再度成为传教士写作的主题。如果说明清之际传教士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还能数得过来的话，那么晚清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已经多得不计其数了。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统计了1867年在华的338名传教士的出版物，其中仅以中文发表的就有787种[2]。传教士成为多产的写作者，担当了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角色。毫无疑问，早期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有许多不利的条件。第一，起初，他们大多数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所知不多，其中有一些例外，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被称为当时欧洲最通晓中文的人材。理雅各(James Legge)“深通中国文字”；郭士立(Charles Gutzaff)擅长中文且能讲官话和几种方言。但是学好中文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人称他们用中文写的东西“词义不可甚晓”。马礼逊自己承认中文知识有限。在这种条件下要完全理解中文资料显然是有困难的。第二，他们是外国人，是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要洞察有几千年历史、包含了儒佛道多种因子的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是不容易的。第三，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文化蒸蒸日上的时代来到中国的，心理上强烈的优越感，使他们在观察东方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某种程度的偏见，把一孔之见夸张为普遍结论。但是，作为冷眼旁观的外来人，他们的研究也有显然的优势。 第一，他们与从前的耶稣会士一样，都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据福赛斯的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公理会在华北的101名传教士中，除两人之外都进过大学，他们得过35个学位，其中有9个是硕士学位。女传教士中7人有大学学位，3人有硕士学位。相当数量的女传教士曾在各种各样的“神学院”和社区学院学习。有12名妇女看来仅完成了高中教育[3]。其他差会传教士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他们在近代学校中所受到的训练，使他们在收集材料和理论的抽象分析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虽然他们在自称以理性精神审视东方文化时，终究难免自身的偏见和局限，但毕竟要比在科举体制下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宽的知识面。 第二，传教士长期生活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中，他们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一个初到中国的传教士曾经不无夸张地说过除了风声雨声和婴儿的哭声，中国和西方相比是太不相同了。他们会对中国人熟视无睹现象去思考研究。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有条件进行比较研究，经常是在东西方情况的比较中，发现了中国人习以为常而自身感受不到的东西。 第三，比起中国知识分子来，传教士享有前者从未有过学术研究的自由。他们可以对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问题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而不用担心各种各样的“文字狱”或“文网”。对中国人来说，传教士的许多论述是离经叛道之论，但也是发人深思的新论。 第四，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中，一些中国人曾参与其间，许多译作和著作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努力是不可能搞成的。在传教士初至中华，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人冒着被清政府处死的危险为他们教授中文。如任光明、李先生（其名不详）及其子女曾担任马礼逊的官话和粤语教师[4]。后来的如王韬、沈毓桂、李善兰，实际上是得风气之先的有识之士。有些成果是某些中国人和西方传教士共同劳动和创造的结晶。 因此，19世纪以来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探究。借用“旁观者清”这个说法，他们的研究中有中国人自己没有做或者看不到的新鲜东西。如果按内容来划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第一类传教士在中国的语言文学方面完成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语言是传教士布道的基础，早期来华传教士不得不攀越汉语这道万里长城。1807年来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把《圣经》译成中文的同时，开始编纂《华英字典》，1815年出版了第一卷，1923年出齐，总共6大本，合计4595页[5]。1815年马礼逊出版了英文版的《汉语语法》，1828年出版了英文版的《广东土话字汇》一书。
